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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沉默。

  由于没有进一步的消息披露，媒体大失所望，最终失去对她的兴。她也像其他曾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杀人犯一样，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我们虽然记得他们的面孔，却忘了他们的姓名。

  应当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把她忘了。她的神话以及她持久的沉默依然让某些人着迷，包括我自己。作为一名心理治疗师，我认为加布里耶尔的死，显然使她的大脑产生了严重的创伤，沉默就是这种创伤的具体表现。由于无法直面自己的所作所为，她像一辆老爷车，咔咔作响，勉强运转，最后终于停了下来。我希望能帮她重把车子动起来——帮她说出自己的故事，治疗她的创伤，使她彻底康复。我想对她进行心理康复治疗。

  我不想自我吹嘘，但认为自己是最有资格帮助艾丽西亚·贝伦森的。我是名法医心理治疗师，在工作中遇见过这个社会上受到最严重伤害的、最脆弱的成员。艾丽西亚故事中的某些东西与我个人产生了共鸣。我从一开始就非常同情她。

  遗憾的是，我当时还在布罗德穆尔工作。如果不是命运的安排，治疗艾丽西亚只能是——而且肯定是——痴人说梦。

  艾丽西亚被收治的第六个年头，格罗夫诊疗所开始招聘法医心理治疗师。我看到那则广告，就知道自己责无旁贷。我决定跟着感觉走，去那里应聘这一职位。

  3

  我叫西奥·费伯，四十二岁。我选择成为心理治疗师，是因为我本人曾受到过心理伤害。这是个事实。在应聘面试时，他们问了我这个问题，但我没有如实回答。

  “你认为吸引你从事心理治疗工作的原因是什么？”英迪拉·夏尔玛从她那副儒雅的眼镜上方看着我问。

  英迪拉是格罗夫诊疗所的心理治疗师，年龄离六十岁不远了，圆圆的脸庞，颇有几分风韵，深色的长，夹杂着几根银丝。她对我微微一笑——似乎是在暗示我，这个问题极其简单，只是热热身而已，刁钻的问题还在后面呢。

  我没有立即回答，因为我觉得面试小组的其他成员都在看着我。我的意识很清楚，而且始终保持与他们的目光接触。我不紧不慢地给出了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回答。我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说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在一家护理中心打零工，还说这激了我对心理治疗的兴，并促使我在读研的时候选择了心理治疗专业，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我认为，我是想帮助别人，”我说着耸了耸肩，“就这样，真的。”

  这当然只是信口胡说。

  我的意思当然是，我想帮助别人，但这只是我的次要目标——尤其是在接受培训的初期。我的真正动机纯粹是出于私心。我自己也在寻求帮助。我相信大多数从事心理治疗的人都是如此。我们被这个特殊职业所吸引，因为我们自己受到过伤害——我们研究心理学，是为了给自己疗伤。至于我们是否愿意承认，那就该另当别论了。

  作为人类，我们对婴幼儿时期的生活没有留下多少记忆。我们往往认为自己是伴随着完整的人格，从这样的原始迷雾中浮现，正如阿佛洛狄忒从大海的泡沫中诞生；但是对人类大脑进化的研究告诉我们，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出生时，大脑还没有育完全——不像神圣的奥林匹斯山，而像一团潮湿的泥巴。正如精神分析学家唐纳德·温尼科特说的，不存在婴儿时期一说。我们的人格不是在孤立状态下形成的，而是与另一种东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由看不见、记不得的力量塑造完成的。那就是我们的父母。

  这种情况令人怵，其原因则显而易见——谁知道我们在尚未形成记忆的那段时间里，是怎样的毫无尊严，又受到过怎样的折磨和虐待？我们的人格是在我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形成的。以我为例，我在成长过程中就感觉到紧张、恐惧和焦虑。这种焦虑似乎在我存在之前就已存在，也似乎独立于我的存在而存在。不过我怀疑其根源在于我与父亲的关系，因为只要在他身边，我就永远没有安全感。

  我父亲总是莫名其妙地脾气，让人捉摸不透，无论多么平和的情境，都能被他变成危险的雷区。一句无伤大雅的话或者一个稍有不同的见解，都能引得他勃然大怒，随后引一连串的爆炸，弄得人人自危，无人幸免。他只要一声怒吼，整个房子都会颤抖。我会吓得赶紧上楼，躲进自己的房间，一头钻到床底下，顺势躲到墙边上，呼吸着毛絮纷飞的空气，希望砖墙把我吞噬，好让我瞬间消失。但是父亲会抓住我，把我拽出来，接受他的惩罚。他会抽出皮带挥动，皮带在空中嗖嗖作响，抽打在我身上，抽得我左右翻滚，身上火辣辣地痛。接着，他会突然停止抽打，就像他突然开始打我一样。他会把我丢在地板上，任由我摔成一团，就像蹒跚学步的小孩气得把布娃娃扔掉一样。

  我永远没搞清楚自己做错了什么，会引得他大动肝火，抑或是因为我活该挨打。我问妈妈，为什么爸爸总是对我那么大的火？她无奈地耸耸肩说：“我怎么知道啊？你爸他完全疯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不像开玩笑。如果让今天的精神科医生对他的情况进行诊断，我怀疑结论会是人格障碍。他就患着这种疾病度过了一生，从未接受过治疗。患病的原因是，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被歇斯底里和身体暴力所主宰。威胁、泪水和打碎的玻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