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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同众多俄国知名作曲家相识，我很高兴：林姆斯基-高沙可夫、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斯克里亚宾、凯撒·居伊、葛拉祖诺夫等人。在莫斯科，我经常在拉赫玛尼诺夫的指挥下演奏，他天赋极高！如果明白古典音乐在俄国是以何等惊人的度兴盛起来，他们的作品就显得更加了不起。而且他们待我是那么亲切！

  和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共同经历的一件事，我记忆尤为清晰。那时我在圣彼得堡，席洛第带我去马林斯基剧院观赏林姆斯基-高沙可夫一部歌剧的演出。在第一幕和第二幕之间的休息时间，葛拉祖诺夫来到我跟席洛第的包厢，他曾是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弟子。他对我说：“我刚才跟老师谈过话，因为你在这里，他很紧张，怕你不喜欢这音乐。”想象一下，此人多么谦虚！当时他六十多岁，事业正达到高峰，而我还不满三十岁。我很尴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但我请葛拉祖诺夫告诉林姆斯基-高沙可夫，说我非常喜欢这部歌剧。演出结束后我去见他，告诉他我十分喜爱他的音乐，他显得非常感激！

  这位伟大的俄国作曲家还是位俄国海军高阶军官，我对此一直很好奇。不过，我从未见过他穿制服。常穿制服的作曲家是居伊，配上他浓密的白胡子和目光锐利的眼睛，模样迥异。他是沙皇军队里的一位将军，据说是炮兵之类事务的权威。他父亲原是名法国军官，在一八一二年拿破仑从莫斯科撤军时留了下来。或许居伊是拿破仑带给俄国的少数好事之一。

  在我所见到的俄国作曲家当中，斯克里亚宾无疑给我留下最为戏剧化的印象。他这个人实在不可思议，是个真正的创者，事实上，他是个明家，是探索观念的先驱，不仅在音乐上，在哲学上亦然。他总是用和声与管弦乐法做实验。有的是，就跟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和居伊一样，他的事业也是在军中展开。后来他转向音乐，先成为知名的钢琴家，然后才成为作曲家。我们相识时他才三十多岁，相貌英俊，留着抹了蜡的八字胡和一把小胡子。他跟我讨论他的许多想法。他认为我们所知的音乐在很多方面都粗糙而原始，我们的音阶过于受限而且肤浅。他对音乐和色彩之间的关系非常感兴，事实上，他认为相对于音阶，也应该展出针对视觉、味觉和嗅觉等其他感官的“音阶”，对审美感觉的所有可能性加以研究。他断言一个人在听音乐时无可避免地受到演奏环境的影响，声称在黑暗中听音乐，其效果跟在明亮中听音乐相当不同，还说一个人会对色彩的种种变化起反应，就跟对温度变化起反应一样。

  他邀请我去他莫斯科的家里，展示他研的一个仪器给我看，它能够用颜色来表现声音。想来我属于头几个见识这个仪器的人。那仪器实在很了不起，能制造出惊人的效果。他正在谱写一的管弦乐曲《普罗米修斯》，其中他为《色光风琴》写了一份分谱，让这乐曲在演出时，各种颜色能在银幕上映现出来，这是头一次有人做像这样的事。而这个惊人的天才在我们相识几年后去世，我想他享年只有四十三岁。他去世前正在谱写一部巨作，参与演出者将多达两千人，并且将舞蹈、歌曲、演说、色彩，甚至是香水与音乐效果相结合！

  我定居巴黎的那几年，曾到欧洲各国都演出，只有一个国家的都例外。说也奇怪，这个例外就是在音乐上极为吸引我的城市：维也纳。虽然我很渴望在那里演奏，却鼓不起勇气。有将近十年的时间，我拒绝了一次又一次的邀请，总是避开维也纳，就像一个人唯恐跟他最喜爱的东西靠得太近。那座城市具有传奇般的魅力，就像磁铁吸引着我，可是流连在那里的活鬼魂令我心慌。对我来说，维也纳是音乐的殿堂，莫扎特、贝多芬、勃拉姆斯、舒伯特、海顿等人的作品仍旧在那里回荡。从我小时候起，他们的精神就萦绕在我心中，然而此刻我犹豫踌躇，不敢踏进他们的家，因为这里是他们生活、爱、工作、受苦和死亡之处。最后，我诚惶诚恐地接受了去维也纳演出的一次邀约。演出前，我从未像那样充满忧虑。我在街上漫步，一颗心怦怦地跳，觉得我随时可能会跟莫扎特或舒伯特相遇，觉得贝多芬可能会突然站到我面前，静静地看着我，带着无尽的悲伤，如同我这些年来在梦中所见到的他。

  那场音乐会在爱乐音乐厅举行，座无虚席。我选择演奏的曲目是莫尔的《升c小调协奏曲》。我把琴弓从琴弦上拉过去，奏出头几个音符，突然感觉到琴弓从我的指间滑了出去，这令我大为心慌。我拼命想要重握住它，可是我的动作太过突然，琴弓从我手中飞了出去，在无助的惊恐中，我看着它从第一排观众的头上飞过去！音乐厅里鸦雀无声。有人拾起那把琴弓，小心翼翼地传了回来，从一个人手中递到另一个人手中，现场仍旧一片寂静。当我入神地注视着那把琴弓缓缓向我这边传过来，一件奇怪的事情生了：我的紧张完全消除了。等琴弓传回我手里，我立刻重开始演奏那协奏曲，带着全然的自信。我想那是我演奏得最好的一次。从那时候开始，我每年都去维也纳演奏。

  我曾经说过，我十九岁造访布鲁塞尔那一次不是很愉快，我很高兴自己两天后就离开了。后来，当我身为大提琴家的名声已经确立，我有了另一次令人不快的经历，不过这一次的结局比较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