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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专员就作布置，叫老陈和支队长处理武装押送，清晨六点半进城，而且像乡下人抓奸那样处置。

  老陈问了一声，“为什么？”

  柳专员骂了老陈一句“愚蠢！”就撇开他，把支队长叫过去布置了一通。最后临走时，走到玉通禅师面前，打量着他，低下身去对玉通禅师说了一句什么。玉通禅师气得脸色白，对柳专员说了四个字：“德亏必报”，然后闭上眼睛。

  柳专员暴怒地喊：“反动！猖狂！”他一句话也不愿再说，匆匆地离开了。

  老陈说在公审大会前，柳专员对他说，要他主持枪决行刑。他觉得心静不下来，怕到时候枪打不准，因为老婆正在生孩子，难产，可能两条性命都没了，他希望柳专员另外派人执行。柳专员这下子真生气了，但还是让他负责警卫会场。他不顾一切往家里跑。结果会场上又出现群情激昂抓打犯人的事。

  宣判后支队长安排一个班士兵执行枪决。红莲和玉通禅师并排站着，红莲在那里狂叫“冤枉！冤枉！”那天士兵可能被周围的混乱分了神，枪法不准，把红莲和玉通禅师两个人打得血淋淋的，他们身上中了好些洞，倒下了，却没有死，流满血的身体在地上扭动。

  柳专员气得要自己提着手枪上去，这时，士兵才反应过来，上去补枪，枪口直接顶着脑袋打，把头颅打得稀烂，那玉通禅师的腿还在抽动，士兵又对准他的下身猛打，这才把两人打死。

  虽然老陈知道整个事情经过，他受处分时，已经被几个月的“教育会”斗惨了，根本不可能为自己辩解。柳专员却因为善于动群众，阶级斗争火焰高热气大，镇反改造有声有色，接下来的土改和其他一系列运动就顺利开展，提拔到省里，一批干部跟着也提升了。老陈被降级，留在地方上，他不服上诉，陈阿姨也帮他喊冤，最后两人全部被开除党籍和干部队伍，一辈子成了平头百姓。

  老陈死在这里，他在后山的坟其实连骨灰都没有，当时不让她去领，后来让领，却找不到了。

  母亲与陈阿姨

  柳璀听得口呆目瞪，气都不敢透，原来她竟然是在这样的喧嚣与血腥之中出生的。她没有见到的那一切，没有意识的年代，现在都被陈阿姨的回忆带回来。她无言以对。

  听了足足一个半小时，两人早就躺不住，坐了起来。浓烈的草药味弥漫了空气，她想，那药水想必又苦又涩，可能会把泪都喝出来。两个人抱着膝盖，背靠着枕头，把枕头竖起在床档头当垫子靠着，面朝同一个方向。陈阿姨没有面对柳璀说这个故事，柳璀一个问题也没敢提，其中有些地方，她还是有点弄不明白，虽然好几次她都想打断陈阿姨，但她还是忍住了，遵守自己的允诺。

  显然，陈阿姨说的，与母亲说的，是同一件事，两者之间没有任何矛盾之处。可是同一桩事，还有如此不同的观察，让人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母亲只知道她看到的情景，不知道父亲具体的处理安排。但是母亲真的不知道吗？柳璀想，如果完全一无所知，母亲和陈阿姨，父亲和老陈，怎么会一辈子再没有往来？

  政治就是无情的，犯错误，就是站到阶级阵营的对面去了。一旦有所同情，无疑引火烧身。但老陈“犯错误”，这次可是犯在父亲的手里，至少这事情过去了，父亲完全可以开恩原谅，不必对老陈追究处分。但是父亲没有。父亲似乎想早点忘记这整个事情，一辈子不想听见“良县”两字，起码柳璀的记忆里没有听到父亲说过。

  陈阿姨最困难的时候，写过一封信给母亲，母亲也没有任何救援之心。或许，母亲也可能觉得她无法把历史理清楚，没这个权力，也没这个胆量。

  陈阿姨说，“我们都看过报，当年你父亲平反，开追悼会，良县以前的老战友老部下，都以为你母亲会来信请我们去省里。结果一个也没有请。以前我是她最好的朋友，我们俩做孕妇衫，一件是为自己，一件是为对方，做婴儿衣服也是如此，而且什么话都说，什么烦心事都一起分担。可是，她从生你那天离开良县后，她从未回来看过这地方，我就知道，她不愿与我有一点牵连。”

  柳璀的心里很乱，如果一切真是如此的话，人对人都太狠心。

  “当然一个女人嫁对丈夫就是一种命，我与她的命相离太远，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陈阿姨说。

  据说剖腹产的孩子大都缺少耐心，这点柳璀一点不像，她耐心，沉得住气。心理学说人在胎中就有所感觉，成长也会受其影响。对1951年生的那些事，她怎么一点没有感觉呢？除了夜里做怪梦，她醒来就强迫自己赶快忘记，可是梦却未减少。

  当年她拼命想钻出母亲肚腹，险些害了她和母亲丧命。除了她和母亲的模样相似，她与母亲的性格完全不同。哪怕是对一个科学家来说，也未免太专注一些，看不到事情的复杂性。想起有一次在美国开车，她脑子里又想到基因的事上，开到对行道上了，差点与一辆货车撞上了。回到中国，看到那污染，就绝对拒绝开车。

  第八章

  记忆中的父亲

  如果陈阿姨说的基本是事实，哪怕是她和老陈见到的事实，假定只是片面的事实――柳璀想，那么她的整个出生，未免太肮脏，而且太暴力，太残酷，不仅如此，里面有一种最基本的不义，最起码的颠倒。哪怕是革命年代无法避免的血腥，哪怕历次运动中一向有错案假案，都无法辩解这一种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