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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章 芮逸夫与胡庆钧的苗族调察（第1页）

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辗转迁徙至云南昆明北郊的龙头村，后又在194o年迁至四川李庄。此一时期芮逸夫等人的民族调查工作并未中断。1939—194o年间，芮逸夫曾到贵州大定、花溪、青岩、贵阳、贵定、安顺、镇宁等地进行贵州苗族调查。

1941年，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与国立中央博物院合作进行川康调查，芮逸夫、凌纯声与马长寿等一同至川西马尔康、汶川、小金、松潘、康定等地进行有关“西番”与羌族的考察。

1942—1943年，芮逸夫与胡庆钧到川南叙永进行苗族调察。

胡庆钧（1918年12月——2o15年11月日）出生在湖南宁乡县仙凤乡邱家冲。幼年遭遇父母双亡厄运，求学历程备受艰辛。194o年转学西南联大社会学系，1942年，胡庆钧西南联大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人类学专业，师从人类学家凌纯声。1944年获得硕士学位。1947年，胡庆钧调清华大学人类学系工作。

1952年下半年，调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63年，胡庆钧调到民族所，“文.革”中受冲击、遭抄家，书稿被毁。

从195o年到1985年，胡庆钧八上凉山，调查彝族奴隶制社会形态，以扎扎实实调查研究的求实作风，获得了大量令人信服的第一手材料。于1983年终于写成4o万字的《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形态》一书。

这次调查，是在1933年湘西苗族调查之后，芮逸夫所从事的又一停留时间较长的田野调查。

调查结束后，芮逸夫写成了《川南鸦雀苗的婚丧礼俗》一书，稍后胡庆钧也写出了《汉村与苗乡》一书，这两部书是民国时期苗学研究的重要著作。此外，在对川南苗族进行调查中，芮逸夫坚持每天记日记，并不时拍摄照片，6个多月的调查结束时，芮逸夫的日记也成了厚厚的一本书。此后，芮逸夫的日记也编辑成了名为《川南苗族调查日志1942-43》的书，翔实地记载了开展调查的各个细节，并附有56张珍贵的苗族照片，该书具有很强的学术资料价值。

田野日志于2o1o年以《川南苗族调查日志1942—43》之名出版。日志由1942年12月1日芮在叙永的长江边上启程记起，至田野调查结束后的第三日1943年5月18日止。5月18日芮写下日志的最后一句：“与王（古宋县府科长）同至街上吃面，盖今日乃余之四十五生日也。”

芮逸夫在这约半年的调查采访中，在乡间勤于学习及记录苗语，采访及观察苗民婚丧礼仪，记录当地人的经济生活与老.习俗。在城镇中则与当地军政长、县府职员应酬，到处为人照相、冲洗照片以广结人缘。

他在民国三十一年十二月十日的日记中写道：

“七时半起，八时许早餐，购皮鞋一双（价2oo元）而返。十一时与胡同至县府拜访何本初县长，谈西南两乡（一、三两区）苗情颇详。并为余等建议路线；由后山堡，枧槽沟，分水岭，双河场（在云南威信），再返分水岭，而至黄泥嘴、清水河，至大坝。后赴宴之主客6续而到（叙永党政机关法团士绅请客）。第廿四师廖师长、唐团长、徐团长亦先后到，此外尚有岳县议长（年已六十七，曾任蔡松坡将军之秘书）、李参议员铁夫、卫生院何院长、县党部郑书记长等。一时许入席，共四桌，廖师长中席座，余左席座，同席有李参（议）员、何校长、何院长、李副县议长等。二时半席散，摄影两帧辞出。与何校长同至省高中讲中华民族之意义，胡讲种族平等之意义。五时毕，曹教员邀往晚餐后，即辞别返寓。何海德教育科长来谈苗教育颇久，袁亦来约明日偕人来谈苗情云。十时睡。”

而在民国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的日记中，则记载了两人至县中对全校两百余学生演讲。

芮逸夫讲“谈求学”，胡庆钧讲“中华民族的出路”。

芮逸夫在调查中，很注重结交有心于地方文化教育与社会建设的本土知识分子。他在川南各苗乡结识韩介休（震东乡）、罗文才（枧槽）、罗承瑄、马俊良（海坝）、马俊森（海坝）、杨德明（海坝）、古元生（马家屯）等人，并得到他们很多协助。

芮逸夫的田野日志记载，韩介休于1941年筹组“叙蔺边民文化促.进.会”，1942年创办边民学校8所，至芮来访之时已建有12所学校。马俊良、马俊森、杨德明等，都是边民小学的老师，他们也都是边民小学之支持机构基督教福音教会的信徒。芮逸夫在与韩介休面谈之后，在日志中写道：“与介休谈苗族一切问题，颇有见地。以一耶稣教徒不为耶教所囿，尤为难能可贵。”

他也写下他们所谈的问题——“边校创办之经过及其现况”“苗人之政治地位”“苗人之社会地位”“汉人心理上鄙视苗人之例”“苗、夷、汉种族混杂之事例”“余、杨、苏、李、6皆奢崇明之后”等。

在李庄时期，可以说是芮逸夫创作的高峰期。

1942年，他表《中华国族解》一文。该文先化解“中华民族是一个”或其中仍可分析出多个民族之争。他认为从政治观点来说中华民族不可分，“但由学术观点来说，是可以析出不少个体的”。接着，他称“中华国族”是中华国家、中华民族两者结合之复合词的简称。他认为有地域、人种、语言和文化等四种意义之中华国族，在此四种意义上中华国族都是多元的。最后他呼吁以“中庸之道”作为中华国族之国族性。在这篇文章中，他用力最深的便是提出“语言的”中华国族架构，包括两大语族——支那或汉藏语族与阿尔泰语族。前者包括汉语、泰掸、藏缅、苗傜四个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