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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三年之后，他到巴黎来见我，我跟他一起练习，特别是练习巴赫的作品。一战之后，我们在意大利、英国、瑞士和其他国家办了许多场室内音乐会。后来他替我在巴塞罗那的管弦乐团演奏，也在我于普拉德、波多黎各举行的音乐节上演奏。直到如今，我们还一起合奏。

  关于霍佐夫斯基有一件事很不寻常，即自从我们初次相识以来，在许多方面他几乎没有改变。尽管具有极高的音乐才华，他还是非常害羞，极为谦虚而且内向。他的个子还是很小，事实上，比我还要矮小！我真的不曾认识任何人像他这么多年来维持不变。如今当我看着他，我仍旧看见一个小男孩，虽然我得说，他放弃了从前的一项爱好。在一战之前，他热爱跑车、赛车，每年夏天常驾驶一辆双人座位的小车，以极高的度从巴黎开往法国蔚蓝海岸，再驶往意大利。当然，做这种事在当年要比今天困难得多。他告诉我那些道路很糟，灰尘很多，而且到处都是钉子，常常刺进他的车轮……

  一九〇五年，我次到俄国演奏。我抵达俄国的时间实在不是巡回演出的良机。虽然我离开巴黎前往莫斯科时还不知道，但是俄国革命已经展开。

  刚过俄国边境，我们的火车就在维尔纽斯[1]被拦下，所有的乘客都被叫下车。火车站里一片骚动，行李高高堆起，几十个人走来走去，打着手势，大喊大叫。我听不太懂他们说了些什么，因为大多数人说的是俄语。在候车室里，一个身穿制服的人朝我走近，向我介绍自己。他是铁路局的高级官员，也是俄国军队的一位将军，而且似乎对我的工作知之甚详。他说所有通往莫斯科的交通都因为一场铁路罢工而堵塞，不过，一列专车将驶往圣彼得堡，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一起搭这列火车。我想到回去巴黎的那一千多里路，就感激地接受了他的提议。当我们向北行驶，穿过下雪的俄国乡间时，我心想不知道会面对什么样的情况。

  一抵达圣彼得堡，我就去见指挥家亚历山大·席洛第。我跟他通过信，知道他的名声。他年轻时是优秀的钢琴家，曾经先后受教于柴可夫斯基和李斯特，李斯特对他的影响很大，后来他崭露头角，成为俄国顶尖的指挥家。当时他在圣彼得堡的一个管弦乐团担任指挥。席洛第十分热诚地接待我，他和李斯特的相似程度令我吃惊，他简直就像李斯特的孪生兄弟，甚至脸上有一颗跟李斯特一样的痣。他坚持要我住在他家，他在涅瓦河河畔有间漂亮的宅邸，拥有丰富的音乐藏书。当我告诉他我没能前往莫斯科，他说铁路罢工也给他带来了困扰，他所邀请的一位独奏家无法抵达圣彼得堡。他问我是否愿意代替那位独奏家演出，我欣然同意。那场音乐会在十分戏剧化的气氛中举行，城里由于大罢工而停电，音乐厅用烛光照明。观众反响极佳。

  我在圣彼得堡停留了两三个礼拜，和席洛第合作演出了一系列的音乐会。城里笼罩着一种不祥的紧张气氛，黑夜被枪声划破，让人觉得随时都可能生任何事情。涅瓦河对岸有动乱，我跟席洛第说我想去看看生了什么事。他说：“别做傻事。你想遭到枪击吗？”可是一天晚上，音乐会结束后，他让步了。我们叫了一辆马车外出，通过河上的一座桥。在另一侧岸边，我们听见附近有枪声。突然有一个人摇着旗子，从一个街角冲出来，经过我们的马车时，他狂乱地用俄语大喊。我问席洛第那人在喊些什么，席洛第说：“他在喊‘沙皇共和国万岁！’”

  这就是当时人的心态！俄国人拼命想要结束他们忍受这么久的独裁政治，可是被灌输的思想却让他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沙皇做领袖的共和国！

  在第二次前往俄国时，我亲身体验到一九〇五年的革命遭到镇压之后的高压措施。在边界，几名沙皇军官质询我，他们是身穿制服的壮汉，待我如某种危险的颠覆势力。我想象不出他们在怀疑些什么。他们用俄语向我吼叫，当我用德语回答说我听不懂他们说的话时，他们却不予理会。搜过我的行李之后，又把我从头搜到脚，甚至强迫我脱掉衣服！我气坏了。等我抵达圣彼得堡，我把先前所生的事告诉席洛第，他比我更为震怒。他把这件事报告给政府机关，后来我收到了正式道歉。我被告知那一风波只是个不幸的错误，这个解释并未令我释怀。

  统治者的铁腕措施有许多明证。在任何地方你都感觉得到忧虑、怀疑和恐惧，人人受到监视，门房和守卫得向沙皇警察报告他们工作中生的事，而秘密警察也是无处不在。有一段时间，伟大的作曲家林姆斯基-高沙可夫被免除了他在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的教授职位，因为他表了一篇文章，抗议秘密警察监视学生。大家不敢说出任何反对政府的话，常常感觉自己好似身陷监狱。

  我曾多次前往俄国演奏，除了圣彼得堡，我还在莫斯科、里加、基辅和其他城市举办过音乐会。而不管是去哪里，我都惊觉那强烈的对比，一边是劳工阶层的贫困凄凉，另一边则是贵族阶层的穷奢极欲。我深信民众将再度反抗这种难以忍受的境况，而这只是时间问题。当一九一七年风暴爆[2]，我感到不可避免的事终于生了。同时，我得说随着那场革命而来的不公不义以及迫害行为令我惊骇。我知道在每一场革命中，某些暴行似乎无可避免，我就曾亲眼看到群众在反叛中做出极端暴力的事。但我无法宽恕有些人以改良社会之名，迫害无辜之人，而那些受迫害之人当中有许多也曾为改良社会做出努力。以任何目的、任何成就之名，都无法证明这些革命手段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