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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场演出让我记忆特别深刻。这两场演出在对比极为鲜明的情况下举行，然而二者之间却有一种特别密切的关系。其中一场的演出场地是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另一场则是在法国南部圣米歇尔德古萨修道院的废墟上。

  圣米歇尔德古萨修道院的那场演出于一九六六年秋天举行，接近我九十岁生日，那次演出是为了纪念托罗格加泰罗尼亚大会九百周年。那场大会具有重要历史意义。欧洲大6上最早的议会和代议制政府形式就衍生自这个大会。那场大会的宣言“天主之和平与休战”呼吁不再用战争平息各国之间的纷争，并且呼吁各民族和平共处。想想看，此宣言出现在联合国成立将近一千年前！我为了纪念此事而在那座古老的神殿指挥《马槽》，你可以想象我的心情。

  在联合国总部的那场演出则是在一九六三年十月下旬。我上一次在联合国登台演出，已是五年之前，二战结束也已将近二十年，然而，和平仍旧显得遥远。大家对古巴导弹危机记忆犹，当时全世界濒临一场核武灾难，越南已出现即将爆内战的前兆。谁知道前方还会有什么样的危险？忧虑令我心情沉重，然而，那个场合的性质又给了我希望。

  我向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吐露了这种心情，在我那部神剧某次排练之后，他亲切地请我到他办公室去休息。我们谈话时，我注意到一张桌子上展示着联合国各成员国的迷你国旗。“这太棒了！”我向吴丹说，“每天都能看见那一个时刻的象征，世界各国能够并肩而立，自由平等，和平共处！”在我返回波多黎各之后，一个包裹送达我那儿，里面是联合国各国的国旗！那位善良而尽职的秘书长把这些国旗寄来给我当作礼物。如今这些国旗就挂在我圣多塞家中客厅的墙上。

  在联合国那场音乐会上，我说了一段话，结语是：“音乐是美妙的普世语言，应该是人类沟通的源头。我要再度敦促世界各地的音乐家同行，用他们艺术的纯洁为人类效劳，将全人类如兄弟般团结在一起。让我们每一个人尽可能地做出贡献，直到这一理想在荣光中达成。”

  一个月之后，人类对和平的希望遭受骇人的打击，令全球各国同感悲伤。就在那时，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

  我第一次见到肯尼迪总统是在一九六一年秋天，他邀请我去白宫演出。我仰慕肯尼迪总统已久，在我眼中，他展现出理想主义和领导力的特质，世界面临危机之际，迫切需要这样的特质。他当选之后，我写信给他，表示乐见他胜选，并视之为全人类的吉兆。我也提到热切希望他所信奉的原则——自由与人类尊严——能够加民主重回到我深爱的祖国。肯尼迪总统回信给我，亲切地感谢我对他所展现的信心。

  然而，尽管我敬仰肯尼迪总统，但是我犹豫着是否该接受去白宫演奏的邀请。我不希望自己的演出被视为我对西班牙佛朗哥独裁政权的态度有所转变。但我决定造访白宫，这也许能促进我努力追求和平，并且能再次向总统提起西班牙的自由问题，这些考量应凌驾于一切。我写信给肯尼迪总统，接受他的邀请，在信中我写道：“我知道你的目的是致力于和平，以全人类得享正义、互相了解和自由为基础。这些理想一向也是我的理想，并且影响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也让我做出放弃公开演奏的声明。”

  那场音乐会在十一月十三日晚上举行，距离我次在白宫演出将近六十年。那是我一生中意义最重大的事件。在宴请波多黎各马林总督的晚宴之后，大约一百五十名宾客聚在白宫东厢，我的朋友霍佐夫斯基和施奈德与我合奏室内乐，包括门德尔松、舒曼和库普兰的作品。节目结束时，我打断了观众的掌声，说：“现在我想要演奏一加泰罗尼亚民谣。”接着我演奏了《白鸟之歌》，西班牙流亡者的主题旋律，以表达我心中最关切之事，亦即我同胞的自由。然后我走到总统身旁，我们互相拥抱。

  那天稍早，在肯尼迪总统的邀请下，我在白宫与他私下会晤。他带我到一个小房间，我们坐下来谈话。我深深地被他吸引，他是那么自然而不造作，那么年轻，却又深具智慧和人性。“说来奇怪，”我对他说，“我觉得我好像认识你一辈子了。”他说是的，他也有同感。

  通常在这种场合，总会有秘书来来去去，你会感觉到时间的压力，可是这一次没有这种情形。过了一会儿，我说：“总统先生，我占用你太多时间了。”他回答：“请别这样说。这是我的荣幸，请让我们继续谈下去。”我说：“谢谢，我很感激。”

  我们谈起许多事，谈起他的经历和我的童年，谈起世界上的严峻情势。我提起西班牙的事。我告诉总统，对于美军在西班牙设立基地，以及佛朗哥从民主国家得到援助，我深感痛心。他严肃地聆听，脸上的表情反映出他的同情。他告诉我，一个总统难免承接了一些问题，无法总是按照自己最渴望的方式行动。他说就他权力所及，他将努力在世界各地巩固和平与自由。我真心觉得这个人会尽他所能地来帮助我的同胞。最后我说：“总统先生，我不能再继续占用你的时间了。”我坚持离去。

  那天晚上，因为我和演出同伴在表演前没有用餐，总统夫妇安排了一个小型的私人晚宴。晚餐快结束时，总统助理捎了一则讯息过来。肯尼迪总统对我说：“实在非常抱歉，可是有件事需要我去处理。”于是他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