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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亏夜夜读报，终日埋头拉锯的我得以了解天下大事，没有变成政盲。我读报纸非常热心，讨论言也很积极。当然都是照着报纸宣传口径去说，不敢说出自己心头想的。明知那是谎话，那是邪说，我也带头言，热烈拥护一番。我有本领转弯抹角把谎话说成是实情，把邪说说成是真理，而不脸红。同学们敬佩我，认为我有学问。有几位不识字的同学，解放前当过士匪的啦当过差役的啦当过法警的啦买卖过枪支的啦，都请我替他们写检讨写保证——检讨他们近期犯的鸡毛蒜皮过失，保证他们今后革面洗心永不再犯。他们认为我写的检讨最深刻，我写的保证最具体，他们拿去交给自己的监督组长，挑不出毛病来，容易过关。

  也多亏夜夜读报，“黑五类”总算有了社交活动。革命职工是不愿也不敢理睬他们的。所以每晚聚集，他们多半早到，趁学习未开始，三三两两促膝谈笑，或回溯昔年见闻，或报道今日消息，都显得很快乐。更有那五六位运输队拉架架车的同学，因为每晨必去成都市青白江区厂内装货，不免偷看了贴的大字报，多少知道一些斗争近况，某处揪斗走资派啦某处生打斗啦某处撬狗儿（造反派）闹事啦某处保皇狗（保守派）挨打啦之类的，带回来给大家分享分享，以助谈资。我就是从他们口头读到“参考消息”以弥补读报之不足的。

  1966年11月某夜，9点3o分还差得远呢，忽然听见门市营业部外面大卡车轰隆隆至少五六辆驰过北街，同时听见口号爆裂：“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谁不知道李井泉是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岂可狂呼打倒。对于这样反动的口号，“黑五类”同学们又惊又怕。惊的是这世道如此苍黄反复，做梦也想不到。怕的是这口号如此危险，可别沾着自己的边。从车声能听出那是从北门外的青白江区方向驰来的。从口号声能猜出大卡车上挤满一群群的造反工人，也许是四川化工厂的。同学们一个个面面相觑，惶惶不安，谁也无心听我读报。这时候岳社长急匆匆从街上走回来，脸色阴沉，望望壁钟，提前宣布：“今天就学到这里。大家回去。”还缀上一个尾巴，小声吩咐：“不要走大街，从小巷子转回去。”大家低头快走，互相不敢交谈。从小门面的铺板门挤出去，沿街关门闭户，灯火阑珊。自从造反派崛起后，革命组织除已有的尖刀团、千钧棒，又添了一些成立的，名目繁多，记不清了。其中有个红色工人造反兵团，敞开大门展组织，吸收成员不管家庭出身，也不深究个人历史，所以迅壮大，声势煊赫。两派革命组织晚上忙于开会，致使街上冷冷清清，家家商店提早关门。我从北街转入小巷，耳边还留着口号的余响。那爆裂而出的口号声多么悲壮啊！老实说，我不喜欢李井泉这个人，但我更不喜欢这个口号。把他打倒，四川将会更乱。那些想要取而代之的野心家比他更左，更酷！

  成都很快传来李井泉被批斗的消息。

  中国政治的金字塔在燃烧。雄踞塔峰的人，呼唤八面的风铲地刮来，吹塔底四周之火向上烧，烧那些坐在塔腰一贯吹火向下烧的官员，也烧那些坐在塔腰并未吹火向下烧的官员，也烧那些绕塔腰奔跑着努力灭火、对得起人民也对得起党的官员。“昂岗烈焰，玉石俱焚”，悲哉悲哉！

  本镇很快演出罢官闹剧。孟冬寒夜，红色工人造反兵团在公园召开群众大会。我没有资格去，何洁去了。大操场上拥挤不堪，女人呼，小孩唤，秩序混乱如一锅粥。台上悬挂着煤气灯，照亮会场内晃动的兴奋的其数上千的脸面，而腰身以下尽淹没入黑海看不见了。镇长王建周和镇党总支书记沈全彬被押上台，接受批判。他俩身穿纸衣，低头站着。批判完了，大会头头宣布一声“罢官”，便有助手跑去哗哗撕掉他俩的纸衣。于是满场欢腾，大家都确信他俩罢官了。这套戏法起源于野蛮人的巫术，形成于中国的封建帝制时代。在封建帝制下，当场“褫衣”表示罢官。辛亥革命推翻帝制，这套戏法便不玩了。左风一吹再吹三吹，封建亡灵又吹回来。他俩罢官以前，街上的大字报已经把王建周改写成王“贱狗”，沈全彬改写成沈“犬殡”，再各打上三个红叉。这不也是可笑的巫术吗！清王朝盛期，曾把英吉利三个字各添反爪（犬旁）。末期，捉拿革命党人孙文，布告上把孙文改写成孙“汶”——汶字有浑黑的意思。至于李井泉，吾乡的大字报也把他改写成李井“犬”了。回想1957年大字报批我，还没有谁把流沙河三个字的水旁改成犬旁。前进了呢，后退了呢，中国这十年间？

  在成都，李井泉被批斗的结果是产业军瓦解，工人造反兵团壮大。在本镇，王镇长和沈总支书被批斗的结果是尖刀团瓦解，红工造反兵团壮大。有的是这派来了，那派去了，走马灯开始快度旋转了。

  木器家具社内，岳社长、陈副社长、木匠陈大嘴巴、解匠罗师傅等等都取下胸前的尖刀团徽章。罗师傅对政治毫无兴，当初是岳社长叫他参加的。尖刀团开夜会，他一贯打瞌睡。现在取下徽章，他不觉得有什么损失。他双手握大锯，左右一瞥，伸嘴向我低声说：“垮了。”然后嘻嘻一笑。两个月后，跨入1967年，他随大流流入红工造反兵团，夜会照睡不误。“二月镇反”以后，“红工”战士被弄上街跪地请罪，罗师傅也得跪。何洁去北街买菜，看见他畏缩缩地跪在街心，想招呼他。他不好意思，赶快低下头。这一回弄伤心了，从此他再不参加任何革命组织。“都是烫人的！”他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