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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整有十个月，我在夜晚只读自然科学，要不就同火娃下棋。他的棋艺已经猛晋，过我了。

  1965年底，极左派大班头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表了，左风随之再升级。我终于第二次受到他的教益（第一次是1957年他有专文打我），认识到自己不宜再做摘帽子的蠢梦，便又把线装书搬出来，同时停止棋战，抓紧时间攻读，务必在灾祸临头之前，写完我的《字海漫游》。何况农场已经在11月8日宣布结束，只留我一个人守在这里，没有什么劳动要做，正好昼夜兼程赶写。1966年2月下旬，《字海漫游》脱稿，约十万字，分成十二帙装订，恰好放满那只痰盂改造成的小箱，我终于抢到了灾祸的前头，我很快活！

  1966年3月3日早饭后，我熟悉的那一辆美制小型吉普（它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空车牵引着空空的小拖斗，拖一个空空茫茫未知的命运，低沉叹息，缓缓驶来，停在农场的晒坝上。正在伏案温习清代文字学家王筠《字学蒙求》的我，抬头一瞥，看见司机曾绍华下车来，已交差的农场场长卢德银也跟着下车来。我知道他们是来拉肥猪回机关的，与我无关，便低头继续攻书去。

  《字学蒙求》是一本薄薄的启蒙读物，很浅，读初中一年级，我的国文老师讲过，当时觉得非常有。中国文字学的种子在那时候，1944年春，就播入我的脑畦中了，现在重温此书，如晤故人。我正在思索“于”“平”两字的形音义，卢德银走进来，低声说：“流沙河，快些收拾行李。回去！”

  我怔了一会儿，便把那一页的角角折叠了，合上书本。我以为将来还能够从这一页接着读下去，哪知道从此就是永别！

  我把行李收拾好后，卢德银正在忙着把三条肥猪抬上小拖斗。肥猪们横蹦竖跳，大声抗议，拒绝登车。我想想我自己这样听话，忍不住苦笑了。

  这一生不可能再到这里来生活了。我赶快出去走一圈吧。走到农场南端的水塘边，忽然想起196o年夏，我害了饥饿性水肿，脸肿了，腿肿了，整天嗜睡，迷迷糊糊。有一天正午我从二砖厂拉粪车回农场，倒在这草碧如染、茭荻沙沙摇响的水塘边，在炙肤如火燎的阳光下，竟昏昏沉沉地睡去。被一位从机场里出来散步的解放军摇醒时，残阳已快落山了。想起这件事情，我不愿意再向前走了，因为前面还有更伤心的故事，我不想去触动它们。

  所谓省文联机关农场，无非十几亩地，加上一座大屋而已。196o年1月建场，我是最早的拓荒者之一。这里原是凤凰山飞机场的东边缘地区，二次世界大战时有美国空军驻在这飞机场。农场的十几亩地全是飞机场的跑道和停机坪，后来废弃了，变成荒地的。建场初期，省文联机关每天派人来用鹤嘴锄挖荒地。一锄落地，铿铿碰响，下面砌着卵石一层又一层。我在这里做过这些劳务：拉车，挖地，栽菜，栽油菜，种瓜，种洋芋，种玉米，种棉花，养猪，煮饭，守夜，等等等等。还有，那一座大屋在修筑时我上屋架去盖过瓦。

  我在农场先后两次共住三年零一个月。这里是我的大学，歌于斯，哭于斯，胼手胝脚于斯，栉风沐雨于斯，劳于斯，病于斯，寂寞于斯，做梦于斯，愤求学于斯，而现在我毕业了。对于一个诚实的人说来，上这一家大学绝非浪费生命。我的所学将有用于对付未来的艰难岁月，使我能够在逆境中生存下去，坚强地生存下去。我想起了一句民谚：“再穷不过讨口！不死总要出头！”

  吉普车在那一头鸣喇叭叫我了。我急步跑回大屋，同省科协住在农场的同志道别。我和他们在同一个屋顶下面同锅吃饭好几个月了。我到井边去挑满厨房的水缸。井唇有一丛箭车菊，年年秋季开几朵黄蕊紫瓣的小花，每天挑水时我都要看她们几眼。现在是春季，她们还在梦中。等到秋花开时，她们将看见一个陌生人在那里挑水，而不再是我了。

  3．辞行访友

  1966年3月3日午前，停车在省文联的后门卸下两头待屠的猪，牵入圈去暂时安顿。我想：“它俩总算有了归宿，将葬入同志们的腹中。我呢？”忽然听见一个愉快的亮嗓子，仿佛在向别人报告什么喜事，一边走一边说，由远而近。我只听清楚了“押送回原籍监督改造”一句，知道这是在谈论我。说话人一转拐瞥见我，立即住口，不过脸上仍有着愉快的表情，微微泛红，似有赧色。其实他也是左风的受害者，被刮到党外去已有八年。我一贯尊敬他，从来没有冒犯过他，所以我对他刚才的愉快报喜很不理解。自己的臀部挨了强者的左腿，却又去踩弱者的鸡眼，这样的人那时候多得很。我不怨怼他们。左风之下，谁都涂一层保护色——需要愉快的场合，你得愉快；需要愤慨的场合，你得愤慨。

  在后门面对面遇见了省文联来的领导人，一位断臂大校，穿军便眼，据说是调来加强领导的。我心里害怕他，从来没有招呼过他。他倒满和气的，开口一串哈哈，同我握手，还问好呢。从他富泰的笑脸上，我读不出我自己是一个阶级敌人。在他背后两丈远处，老前辈沙汀停步在后门过街楼的扶梯上，回头望我，目光忧郁，向我微微点头，倾听我同断臂大校谈话。我将被押送回原籍去，沙汀肯定早就知道。停在那里不走，他好像有话要嘱咐我。还记得1955年批胡风，那时我也是小打手，为了起草一份报告提纲，我曾有幸多次面聆他的教诲。在他的书桌上，一只熏黄了的海螺烟灰缸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我被戴上右派帽子以后，蒙他不弃，叫我替他抄过稿子（电影剧本《焊茶壶的人》），顺便校校字句。大作家往往划不清“阶级界限”，所以早晚必定倒霉。倒是小作家精明些，划得一清二楚，决不丧失“阶级立场”带来的好处。又记得六十年代初期，有一天沙汀叫我想办法扶正他窗前的一株歪树，以便遮荫他的书桌。我用大锄挖开树根周围，斜撑一柱，硬将歪树撑正，弄得汗流浃背。他走出书房来，反背双手，笑盈盈的，歪头说道：“小时候根子不正，现在就麻烦了。”使我十分尴尬，继之以冷漠，扛起大锄，不辞而去。现在他老人家停步在扶梯上，用忧郁的目光望着我。他望见了什么，我不知道。半年以后，当他被揪出来，打手们骂他是“巷子19号的恶霸”的时候，我知道了，他那天站在扶梯上望见的不是我这个人，而是一柱告警的烽烟，从中国的地平线上袅袅升起，预报十年浩劫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