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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档案室里堆放着的材料当中，有几个明显的地方是可以去查找的。先是盖世太保的记录。盖世太保是一个效率极高的反间谍机构，它对欧洲共产党和苏联的情报机关进行了广泛的对抗活动，并藏著有关他们的情报。它收集这些材料时，正是我们由于战争的条件所限而对欧洲的知识几乎没有的时候。它掌握了欧洲的苏联情报圈子中最为重要的&1dquo;红色乐团”的极为珍贵的情报。&1dquo;红色乐团”是格鲁乌在德国占领下的欧洲所控制的一系列非法情报网，其相互间的联系很松散，经费完全自给，可他们非常勇敢，也很机智，关于德国军事行动的重要情报，就是他们用无线电传给莫斯科的。

  对于英国人来说，盖世太保的记录材料中最为重要的当数关于鲁滨逊的文件。亨利·鲁滨逊是&1dquo;红色乐团”在巴黎的一个领导成员，是共产国际最为信任的代理人之一。他在一九四三年被盖世太保逮捕，并被处决。他在临死前拒绝吐露任何一个字，可在他房间的地板下藏着的文件却被现了，这些文件披露了该谍报圈子里的活动情况。在手写的记里列有住在英国的四十或五十个人的姓名和地址，这说明鲁滨逊是负责与英国的&1dquo;红色乐团”谍报圈联系的。战后伊夫琳·麦克巴尼特对鲁滨逊文件做了许多研究工作，那些姓名全是化名，地址有的是信箱，有的已在战争中遭到毁坏。军情五处的另一个官员迈克尔·汉利在一九五一年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识别并列出了&1dquo;红色乐团”的每一个已知的代理人，共有五千人之多。但从那以后，便没有下文了。我想，在所有的材料中，也许会在什么地方出现使我们感兴的线索。

  另一个寻找的地方是叛逃者交待的材料记录。有关最近叛逃的戈利金和戈林涅夫斯基的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战前的叛逃者和战后的叛逃者所提供的情报当中仍有许多毫无头绪的地方。譬如，在一九三七年叛逃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官员沃尔特·克里维茨基曾告诉军情五处，有一个出身于显贵家庭的间谍，曾在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读书，后来在外交部工作。多年来，大家都认定他说的是唐纳德·麦克莱恩，尽管麦克莱恩是在格雷沙姆·霍尔特公学和剑桥大学受的教育。麦克莱恩与那个人的情况不相吻合，然而那份揭材料却被搁在档案室里积满了灰尘。

  之后又生康斯坦丁·沃尔科夫在伊斯坦布尔接近英国领事馆的事。此人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高级官员。他主动提出要英国给他金钱以交换他提供的苏联在英国的间谍名单。他给了英国大使馆一份正式的有关间谍的工作部门的清单。沃尔科夫非常不幸，他那份清单正好落在军情六处工作的金·菲尔比的办公桌上。菲尔比当时是反间谍处处长，他说服了持相反意见的某个上司，让他到土耳其去，说是去为沃尔科夫的叛逃作安排。可菲尔比推迟了两天才到达土耳其，准备叛逃的沃尔科夫再也没有被人看见了。土耳其人认为沃尔科夫和他的妻子是被人绑在担架上用飞机运走的。在沃尔科夫所提供的间谍名单当中，有一个人被认为是菲尔比本人。但其他还有好几个人在以后再也没有被查出来，就像沃尔科夫所说的那个在波斯为军情六处工作的间谍一样。

  最后，还有&1dquo;维诺纳”的材料。这是至今为止关于西方安全部门过去被渗透的情报当中最为可靠的一份材料。阿瑟离职后，我接管了&1dquo;维诺纳”项目，并下令对材料再进行一次全面复查，看看能否收集一些的线索。这引出了第一桩由d处三科惹起的案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是一起法国案子，而不是一起英国案子。从一九四o至一九四一年，格鲁乌的&1dquo;门搭扣”材料中，有许多有关苏联在战争初期对那些总部设在伦敦的各种流亡移民组织和民族运动进行渗透的情况。譬如，俄国人在自由捷克斯洛伐克情报局的心脏里有一个重要的间谍。该情报局通过信使来指挥它在德国占领下的东欧间谍网。苏联的这名间谍的化名是&1dquo;男爵”，大概就是捷克政治家塞德莱克。此人后来在瑞士的&1dquo;露茜圈”中起了一个很引人注目的作用。

  就军情五处来说，最为严重的渗透是在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政府里。戴高乐两个共产党员助手，一个叫安德莱·拉巴尔特，曾是民政事务部部长；另一个叫缨塞里埃，曾负责过军事事务，是个海军上将。这两个人坚持不断地在伦敦密谋策划。军情五处在战争时期曾根据丘吉尔的意图对这些密谋进行了严密的注视。在戴高乐到达喀尔为自由法国去解放这一地区时，丘吉尔却下令逮捕了拉巴尔特和缨塞里埃。我们在一九六四年破译了一个密码，结果现拉巴尔特在莫洛托夫一里宾特洛甫条约仍然有效的那段时间里是一个为苏联活动的间谍。

  在美国的&1dquo;维诺纳”计划中也含有苏联渗透自由法国的材料。美国中央情报局对此并没做什么研究工作，要么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材料太陈腐，要么因为他们没有人对法国历史有一个系统全面的了解。我对这些材料进行研究时，现另一个高级政治家，战前达拉第内的空军部长皮埃尔·科特也是一个积极的俄国间谍。

  这一现是在法国情报部门和英国情报部门之间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时获得的。英国情报部门内部的反法情绪非常强烈。双方部门的许多官员都在战争中服过役，都对法国的屈膝投降记忆犹。考特尼·扬总是声称当他从敦刻尔刻回来时，就形成了对法国的终身看法。甚至布伦特，虽然他对法国的艺术和风格怀着崇敬的心情，然而他对法国的懦弱也进行了大肆的谩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