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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父亲（第1页）

书写父亲

舒晋瑜：近几年，您的小说涉及家族、关乎父母亲的故事特别多，《天台上的父亲》《黄河故事》《风中的母亲》《金枝》，涵盖了长中短各种篇幅。为什么您如此热衷于写父亲？写“我”的父亲和父亲以外的父亲，给您带来了什么？

邵丽：写父亲主要是想写我的家族，把父亲的历史讲清楚了，我的家族历史也就梳理得差不多了。对于我的家族，我一直都有“触碰”的欲望，而且这种欲望随着对我的家族逐步深入了解，越来越强烈。我的家族历史的重要节点，恰恰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六七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的衔接处。如您所知，三四十年代是一个犬牙交错、血雨腥风的时代；六七十年代是一个封闭的年代；而八九十年代，又是一个开放的年代。把我的家族，我的自红军长征就参加革命的祖、父辈和他们的后代们，放在这个时间和历史框架内来打量，您就知道其中的分量了。祖辈和父辈在革命的洪流里浮浮沉沉，我们的家族在政治运动中几起几落，那种感受成为我生命中最难以忘却的记忆。写父亲，让我重新回到了家族之中，不仅仅是历史之中，也是情感之中、命运之中。我觉得我又重新活了一次，而且活得特别清醒纯粹。

舒晋瑜：《天台上的父亲》中的父亲形象是独特的，同时也是立体的。他被权力伤害过，也喜欢权力。塑造这样的人物，您的切入点是什么？

邵丽：与其说父亲是权力的象征，不如说他是权力的奴仆。他已经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他被权力绑架，又十分依附权力。失去权力于他而言就是失去了生命的支撑，所以他的活与死只是形式上，而不是实质上的。从脱离权力的那一天，他就成为一具活尸游魂，他上不上天台，死或者活着，已经没有了实际的意义。

我写这样的父亲，是写别人的父亲，也是写我的父亲。他们在那个时代里浮浮沉沉，也在那个时代里与我们渐行渐远。

舒晋瑜：小说中的“父亲”隔膜又熟悉。多数传统家庭中的父亲不太容易让人亲近，是“天台上”的父亲。父亲自杀了，“我”和哥哥妹妹才逐渐接近父亲、了解父亲，在母亲的讲述里，在父亲的记录里。走近父亲，把父亲从“天台”上找回来，是您的一种理想或向往吗？

邵丽：这是一个好问题，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同时更是我最近一直思考的问题。其实就中国而言，父权是传统文化的中心。但就问题的本质而言，父亲既是真实存在的，又是极具象征性的。他的权威因为过于程式化，实际上反而被虚置了。说起来父亲是权力的化身，或者是权力本身。但在一个家庭的实际生活中，真正组织和管理家庭的基本上都是母亲。所以，一方面是父亲无处不在，另外一方面，父亲永远都是缺失的。但父亲对子女的影响也是不能忽略不计的：如果说母亲决定你做人方式的话，父亲决定你的格局和视野；母亲决定你怎么走，父亲决定你能走多远。

非常悲哀的是，我们认识父亲往往都是从他的死亡开始的。我写这篇小说的目的，的确是想把父亲从“天台”上找回来。

舒晋瑜：《天台上的父亲》中的父亲和哥哥都有抑郁症。现代人的精神疾病越来越多，您写作之前是否对抑郁症已有些了解，还是只作为一种叙述背景？

邵丽：毋庸讳言，一个高度发达的时代给人类带来各种方便，同时也带来焦虑和不安，我觉得每一个人，甚至我自己都有抑郁症，而且很多年了。但是对这个病症的了解还真说不上，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无厘头的病。

舒晋瑜：父子、母女、婆媳、夫妻……种种关系在您的小说中纠缠不清。中国作协副主席、评论家李敬泽评价您的小说“所有故事都出于水和堤岸之间的紧张”，这种紧张关系在写作中得到缓解和释放了吗？

邵丽：的确如此，我的写作过程既是思考的过程，也是反思的过程。在打量别人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打量自己。如果你与自己和解了，就与所有人都和解了。

舒晋瑜：林鸽的老公会算命，《天台上的父亲》中“我”遗传了母亲的“迷信”，您的小说中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您觉得呢？

邵丽：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还远远没有达到饱和的状态，为什么那么多伟大的科学家最后都皈依宗教，这个问题需要深思。比如我在《金枝》里写到的一个细节，父亲去世后他的灵魂在他百岁的老姑身上“附体”。隔着几百里的距离，久不开口的老妇，像是看见了什么，突然能代替魂魄尚在弥留之间游离的侄子说话。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到底如何理解这种灵异事件？我觉得挺纠结的。

舒晋瑜：评论家程德培注意到：邵丽的小说擅长家庭婚姻的叙事伦理，最近以来更强调代际之间的情感纠葛及个人的教育、成长、反省，注重语境的时代特色和历史影响——您认同吗？如果认同，能否谈谈您创作以来小说的风格变化？这一变化是基于什么？

邵丽：如果说一定要给我的小说创作分阶段的话，我觉得大体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是我刚刚走入作家队伍的时候，喜欢写那些虚无缥缈的小情小感，离真实的生活很远，以《迷离》和《寂寞的汤丹》为代表。第二个阶段是在我挂职锻炼之后，就是评论家们所谓的“挂职系列”小说，离现实非常之近，以《刘万福案件》和《第四十圈》为代表。第三个阶段是父亲去世之后，我对家族历史的梳理，以《糖果》和《金枝》为代表。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你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和反思你的历史和现实，接受生活对你的最终安排。

舒晋瑜：《黄河故事》中采用虚实并用的手法，通过为父亲寻找墓地的线索，呈现出一个既普通又伟大的父亲形象。小说结尾令人意外，又似乎是预料之中，父亲被妻子逼上了“跳河自尽”的绝路。这是必然的结局吗？

邵丽：这个我觉得是必然的，丰满的理想和残酷的现实之间的那种张力，是不可调和的，父亲的死不仅仅是肉体消亡，还是理想的破灭。在一个极度封闭的社会里，一个人不仅是向上的空间，向外的空间也被彻底挤压了。除了死，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舒晋瑜：或跳河，或跳楼，在您的小说中，父亲的结局多非正常死亡。这里有什么隐喻吗？

邵丽：没错，看起来最终是两个父亲都死了，而且都是死于与现实的不可调和，但这两个父亲其实是有着很大的差异的。《天台上的父亲》里的父亲因为离开权力体系之后有一种失重感，他已经找不到生活的目的和方向。他已经被格式化，不能重新回到社会中过普通人的日子了。所以他除了死，没有任何人或者任何办法可以化解开他心中的忧郁。而《黄河故事》里的父亲，从来没有走到他想去的地方，他一生的梦想就是做一个好厨子。但在那种逼仄的环境里，他的梦想看起来既可笑又可怜。他一生唯一的一次绽放，就是当三轮车夫给人送菜的时候，在路边一个小饭店死乞白赖地当了一次大厨。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饭店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所以，他的死看起来更令人伤悲，他是一个真正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

至于说到隐喻，我觉得至少这两起死亡不是偶然的，它有着质的规定性和执着的方向，而决定这一切的，除环境之外，也有一个人的取舍问题，即“性格决定命运”。

舒晋瑜：故事讲述的是小人物，琐碎平凡却真实可信，背景却是时代风云、城乡变迁，以开阔的大手法讲述细密的中国故事，引人入胜。地域是否一直隐秘地折射在您的故事中？

邵丽：尽管我的故事有着很强的地域性，但是我确实没有刻意思考过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我写的父亲既是“这一个”，也是“那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