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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号，怒斥，谩骂与恶作剧似的体罚，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到最后，爱军的眼神都有些散乱。“但是，他好象还挺清醒，他心里是清楚的吧。”蔡卫东说。

主持批斗的人心里也明白，这种公开的批判也不过是造一造声势，给蒋爱军心理上造成一定的压力，若想问出点儿什么来，还得靠暗地里的审问。

从那一天晚上开始，审讯蒋爱军的工作轮番展开，主题只有一个：那个同案的流氓到底是谁？

蔡卫东向前一晚的那一组偷偷打听了，他们说，蒋爱军的嘴巴象是给胶粘住了，一晚上都死不开口。

“比地下党还坚决呢。”他们说。

蔡卫东与另一位工宣队的小头目负责第二天晚上的一班审讯。

蔡卫东进到那些特别腾出来关押爱军的办公室时已经晚上八点半了。

蔡卫东细细地看了好半天，才确认靠在墙角坐着的那个人是爱军。

他的脸色呈一种奇怪的青灰，“他看到进来的是我，他好象，轻轻笑了一下。”蔡卫东说。

爱军把头靠在墙上，似乎是略略松了一口气，他的手换作被绑着身前，他抱着膝盖坐着，那样子，居然象个受了委屈又不肯说的孩子。

“跟我一组的是工宣队的一个老师傅，姓杨的，解放你也认识，那一年，杨师傅的女儿生重病要做手术，你，我，爱军，我们都给他捐钱的。杨师傅早就软了心肠，他看屋里再没别人，就走过去，替爱军松了手上的绳子，又脱下自己的大棉袄，给爱军盖在身上。”

“爱军他说，多谢。”

爱军靠着墙打起盹来，渐渐地就睡了过去，额前的一缕头发披下来遮住了眼睛，看了让人替他痒痒。

“我问杨师傅，我们这伙人，到底在干些什么？他说他也不知道。弄不清楚。”

那一晚爱军一直安安静静地睡着，可以听见他细微的呼吸声，轻轻的咳嗽声。

“我跟杨师傅也犯了困。大概到了半夜的时候，我们突然听见爱军的叫声。”

蔡卫东跟杨师傅冲到爱军跟前，看见他眼睛睁得大大的，惊恐地看着前方。

“我想他是睡魇住了，我轻轻摇摇他，我说，爱军爱军，我是师傅。”

“爱军好象清醒了一点，看着我好半天，他喊：师傅，师傅。”

蔡卫东终于流下泪来，“他叫我师傅，叫了好多声呢。”

解放把头埋进胳膊里。

蔡卫东继续他的叙述：“杨师傅站起来说，他去弄点热水来，说要泡一点儿茶。爱军看他走出去，抓住了我的手。”

“爱军小小声地说：师傅，我求你一件事。”

“我说，你不用说，我都明白。我什么也不会说的，因为我什么也不知道。”

“爱军笑起来，师傅你是个好人，他说。”

“后来，他把头转到一边，看着窗外。我记得那天是十六，月亮又大又圆，就挂在窗口，好象个大银盘子。爱军说，他说师傅，你知道吗？这事儿真幸亏没摊在他头上。”

杨师傅进来了，端着热腾腾的茶，那超大的搪瓷茶缸子，是工人们都爱用的。

解放想，可不是，他们都爱用那个，自己的那个，还是爱军送的，上面印着“先进工作者”的字样。

杨师傅把茶送到爱军嘴边，爱军凑着他的手喝了一气，也不怕烫，大概是渴坏了。

杨师傅说：“别做傻子，早点儿把该说的该出来，劳教判刑，几年过去出来重新做人，强过现在这样子受罪。”

“爱军他说，他不会说的，他答应过人家，要护那个人周全的。”

那一天晚上，他们没有审爱军，爱军睡了几天以来的唯一的一个好觉。

“早晨交班的时候，爱军醒了。我跟杨师傅我们走出去的时候，还听见他说：多谢。”

批斗会还在进行，不过时间缩短了一些，有人提出给爱军挂了牌子，上面血红的大字：流氓蒋爱军。上面一个同样红艳艳的大叉。那么浓丽却残酷的颜色。

第三天，有人提议，女流氓被批斗时，脖子上是要挂破鞋的，为什么男流氓不挂？

“男女不是平等吗？”他们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