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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醒来时，已是第二天的中午，人在医院的病房里。

  我环视了一圈，病房里空荡荡的。我心里一慌，翻身坐起来，病房门这时被推开，傅家宁提着粥走进来：“醒啦？饿不饿？我买了燕麦粥。”

  我的眼泪忽然就哗啦啦地落下来。

  “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我去喊医生！”他急匆匆地往外面跑了。

  我流着泪摇头，不是的，不是的。我只是害怕被抛下，害怕一个人。

  我们在医院住了两天就又回到了滑雪俱乐部，我感冒初愈，傅家宁也不敢再将我带上滑雪场。趁他去活动的时候，我就在俱乐部里溜达。俱乐部里有一些卖纪念品的商店，我站在一个玻璃橱窗前，盯着里面一套瓷娃娃看，那套娃娃一共十只，各种滑雪的动作活灵活现。

  我看了良久，忽然，有人站到我了身边，过了一会，我听到傅家宁的声音：“你喜欢啊？”不等我回答，他已经喊来导购员，指着那套娃娃说：“这个帮我包起来。”

  “不……”

  我的话被他打断，他蹲下来，握着我的肩膀扭向他：“小寻，痛呢，就要喊出来，喜欢呢，就要说出来。这才是快意人生，知道吗？”

  我忽然就想起母亲的话来，她说，寻，你要学会坚强，学会忍耐。人生忍一忍，也就没什么过不去了。

  后来很多年，我总是问自己，为什么会喜欢上傅家宁，明知道我跟他是那样的一种关系。

  是从这一刻开始，他对我说，痛，可以喊出来，喜欢，就要说出来。那是一个战战兢兢内心敏感的十二岁女孩子，最想听到的话。

  我十三岁到十五岁的这三年间，没有再见过傅家宁，一次都没有。

  那年春节过后，他被单位外派到南美州。他是一名时政记者，满世界的跑。

  他临走的前一晚，过来同傅叔道别，那晚母亲亲自下厨，做了满满一大桌的菜，很多是我爱吃的，可我却没有半点胃口。低着头，扒拉着米饭。

  他离开时，傅叔与母亲送他到门口，母亲又叫我：“傅寻，过来跟叔叔道别。”

  我从沙上站起来，看见傅家宁正笑望着我，我转过头，一言不飞快地跑上了二楼。

  我站在卧室的窗户边，将窗帘拉开一角，看到他正穿过花园，走到铁门边时，他忽然转身，抬头往我房间的方向望了眼。

  我忽然飞跑下楼，出门时，撞到了正进来的母亲，我推开她，不要命地跑出去，将她的惊呼声抛在身后。

  我气喘吁吁地站在傅家宁的车边，他刚打开引擎，偏头见了我，惊讶地放下车窗。

  我望着他，却不知说什么。

  他将引擎关掉，趴在车窗上，静静地等我开口。

  僵持了片刻，我终于低声开口：“可以……可以给我写信吗？”说完，我忐忑极了，低着头，双手紧张地绞在一起。

  “好啊。”他轻笑一声，然后动了引擎，离开之前，他忽然伸出手，揉了揉我的头：“小寻，记住我对你说过的那句话。”

  他没有食言，他离开一个月后，我收到他从哥伦比亚寄来的第一张明信片。他的字迹龙飞凤舞，像他那个人一样随性恣意。明信片的版面有限，他只写了寥寥数语，我却将那短短几行字，反反复复看了几十遍。那天晚上，我抱着它甜甜地沉入梦乡，后来我还做了一个瑰丽的梦。

  在我的抽屉里，有一只方方正正的铁盒，那里面，装着三年间傅家宁从南美各地寄给我的明信片。那些明信片的图案，都是当地的风景，有漫长的海岸线，也有茂密的原始森林。其中我最爱的一张，来自阿根廷的乌斯怀亚，苍茫的海岸线上，静静地伫立着一座灯塔。背面他写着：人人都说乌斯怀亚是世界尽头，这里是通往南极时最后的补给站，这里有着世界上最迷你最遥远的小邮局，这是来自世界尽头的问候。我一切都好，勿念。

  我一切都好，勿念。

  这是他每一张卡片上的最后一句。

  可是，他不知道，我想念他，没有哪一天不想念他。

  我指腹缓缓滑过那座灯塔，乌斯怀亚，乌斯怀亚，我在心底轻轻地念着这个名字。总有一天，我会亲自去到那里，仰望这座世界尽头的灯塔。

  与他一起，走到世界的尽头。

  那是我十五岁时，最大的，唯一的，心愿。

  再见到他时，有点猝不及防。

  是在医院里，他躺在床上，脚上打着石膏。

  我站在病房门口，眨眨眼，再眨眨眼，生怕是自己的错觉。

  母亲回头喊我：“傅寻，你愣着干嘛呢！快过来！”

  我慢慢地挪到他的病床前，他瘦了很多，大概有伤在身，胡须也没怎么刮，下巴上青青的，脸上尽显倦容。我看着他的石膏腿，眸中忽然涌起大片的雾气，握紧拳头，不敢吭声。

  母亲嗔怪道：“傅寻，你怎么回事呀，不知道叫人吗？真是越大越没礼貌！”

  傅叔笑说：“这么多年没见，小寻怕是不认识她小叔叔咯！”

  我咬着下唇，沉默着。我怕自己一出声，是哽咽的。

  “嘿！小寻，好久不见。你都长这么高了。”他语调同我记忆中一样，温温柔柔的。

  趁着傅叔与母亲去找医生问情况了，我在床边坐下来，摸摸他的石膏，轻轻地问：“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