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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农民一年下来平均收入仅三四十块钱，范国峰一个月工资加上各种补贴能达到二十元左右，后来娶了人人羡慕的售货员当媳妇，夫妻二人一个人的收入就跟他们一年的收入持平。

  张桂芝和范晋良不再盯着老二和老三要钱要粮，而且转移视线专门搜刮老大一家子。隔三差五就来市里索要生活费。

  范国峰和蒋书兰每次都是掏钱掏票，再好吃好喝地伺候二老。

  按照二老的说法，二弟和小弟在农村出人出力伺候老人，身为大哥的范国峰既然不能在他们身边尽孝，那便出钱出票好了，很公平。总不能他在市里享福，把父母扔在农村受罪而他什么也不管吧，可没这等好事。

  范国峰和蒋书兰商量过后，一致同意每个月给张桂芝和范晋良七块钱生活费加两张工业票。

  粮票不能给，他们自己的粮食尚且不够吃，再说农村粮食比城里稍微宽裕点，张桂芝和范晋良想了想同意了。

  后来范国峰长工资，他的父母闹过几次要加生活费，被他沉着脸拒绝了，因为他自己家连着生了两个儿子，需要的花销太大，负担不起过多的生养费。

  张桂芝和范晋良因为这件事四处宣传大儿子大儿媳妇不孝顺，差点弄臭了两人的名声。

  闹了几次，见范国峰态度坚决，二老也就不了了之了。他们不赶真的惹急了大儿子，免得一分钱都捞不着。

  凭借从大儿子那得到的生活费和工业票，二老成功成为村里最富裕的、被其他人嫉妒得眼红的老夫妻。光大儿子一年给的钱就比人家农户辛苦一年挣得多上不少。

  老家的两个儿子和儿媳妇对他们更加上心，伺候的也更加精心，特别是小儿媳妇，嘴巴跟抹了蜜一样，天天把他们哄得心花怒放。

  有钱在手，大权在握，二老使唤起儿子儿媳妇来越理直气壮，腰板邦邦硬。

  经济欲望被老大一家满足，摆谱和控权的欲望在老二、老三家得以释放，张桂芝和范晋良的小日子过的美滋滋的。

  他们整日不上工，只四处溜溜达达，看着村里同龄的老人还在饿着肚子为儿女们拼命干活，一个个憔悴瘦弱、满脸沟壑的模样，得意地嘲讽几句，然后潇洒离开。

  后来，老两口掏钱给家里翻盖五间青砖大瓦房，在村里一时风头无两。

  当然，钱基本都是范国峰两口子省吃俭用攒下的，被张桂芝和范晋良心安理得地“借”走了，十几年了他们完全不提还钱的事，也没打算还。

  在他们心里，花儿子的钱就是应该的，谈什么还钱，生恩养恩大过天。如果范国峰不给他们花钱养老，当初何必生他，直接溺死得了。

  儿子养老子，天经地义。

  老子花儿子钱，也是天经地义。

  要是张桂芝和范晋良对三个儿子一视同仁还好，可是他们的心偏到了咯吱窝里。

  对范国峰需索无度，对范国茂和范国栋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仅一分钱生活费不要，还倒贴钱给两个儿子的孩子们买零食买玩具，范卫东、范卫华和范晴雪从小到大没感受过爷爷奶奶的丁点关爱，更别说收到他们送的玩具和吃的了。

  他呢简直是趴在范国峰一家身上吸血的血吸虫。

  “奶奶，您别吵了，我们又没说不给您和爷爷养老，至于父亲的抚恤金，这不是还没下来吗？您再闹几次也是没有。”何诗曼轻声劝慰。

  范卫东头疼地揉揉太阳穴，锋利的眉尾随着他的动作移动，平添几分黯然。

  在父母的葬礼上，他们已经大闹过一次，弄得场面很糟糕。

  说不怨恨他们是不可能的。

  这么多年，孝顺的父母对他们几乎是掏心掏肺的好，要钱给钱，缺票掏票。

  有次母亲想置办一身衣服，才凑够布票，在奶奶表示想穿衣服后二话不说就把布票送给了她，自己则穿着旧衣服缝缝补补着勉强过了一年。

  爷爷喜欢抽烟，尤其喜欢辽北烟叶的呛辣味道，父亲有次到那附近运货，忙完公事，又撑着两天两夜每合的眼睛，开了三个小时车替爷爷到处收烟叶。

  父亲母亲没有一星半点对不起他们，可是最后换来了什么？为什么他们为了一点抚恤金就要大闹葬礼现场呢。

  范卫东只想安静地送父母最后一程，这么一点小小的愿望被爷爷奶奶无情地打破，变成遥不可及的奢望。

  那天天空阴暗低沉，雷声轰鸣，像是暴雨将至。兀然腾起的大风带起了街道两侧的泥土灰尘，吹得人抱头捂脸，根本睁不开眼睛。

  范卫东至今记得范卫华当时的表情，一贯明亮的眼睛生起两簇火焰，眉头皱的死死的，气息低沉，仿佛黑云压境，山崩欲摧，俨然下一刻就要暴起伤人。

  伸手重重抓住范卫华肌肉卉张的手臂，范卫东隐忍着默默冲他摇了摇头。

  范卫华将牙齿咬的“咯咯吱吱”直响，眼神凶狠，像要择人而噬的狼崽子，但当他触及范卫东压抑到极点的目光后，下一秒，大脑慢慢清明起来：他们是自己这具躯壳的爷爷奶奶，不是仇敌。

  抬起右手贴在范卫东手上，手指用力收紧，然后骤然松开，他嘴角牵强地扯出一丝苦笑，低头沉默不语。

  现兄弟二人之间沉寂的悲伤氛围，何诗曼不得不推着两人去继续完成葬礼，自己则拖着疲惫的身子周旋在两个自私冷血的老人中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于在她精疲力竭之前说服了他们不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