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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人谋臣的智慧，若只能停留在这种纤芥毫末上，就太委屈他们的才华了。有证据显示，在此后诸多军国大计的制定与实施上，可能都活跃着他们脑力劳动的成果。

  走向智慧之宫（2）

  从当时的形势看，继位后，皇太极面对的各方面情势，并不是特别令人满意。

  譬如，西南方向，袁崇焕一夫当关，号称独卧宁远孤城，挡住了后金汗国通向山海关、走进大明朝的道路。宁远保卫战一役，袁崇焕脱颖而出，成为帝国东北方向的擎天一柱，令大明帝国东方晦暗不堪的地平线上，露出了鼓舞人心士气的霞光曙色，甚至导致后金汗国战略与外交上，全线陷入&1dquo;四境逼处”的被动局面。原因来自它的两个最重要邻居——朝鲜和蒙古各部族。

  东南方向的朝鲜，是大明帝国最可信赖的盟友，多年来坚定不移地站在大明朝一边，态度强硬得仿佛孪生兄弟一般。一次，朝鲜国王派了一个使臣到后金来，努尔哈赤问那使节：&1dquo;你们口口声声管我叫贼，到底是为什么？”那使节很机敏地反问：&1dquo;你有盗天下为己有之心，不是贼又是什么？”众人大笑而罢。（李肯翊《燃黎室记述》，卷二十一。）

  朝鲜对后金汗国始终保持着井水不犯河水的态度，要不然就是苦口婆心地劝告努尔哈赤向明朝低头认错等等。假如不是害怕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导致腹背受敌的话，努尔哈赤可能早就跨过鸭绿江去了。

  如今，宁远之役结束后，朝鲜国王已经又一次与明朝默契配合，屯兵鸭绿江边，似乎随时准备将手抚到后金汗国的背上来。

  北部和西北方向，则是时好时坏、时和时掰的蒙古各部族。这些成吉思汗的子孙们，虽然已经没有了乃祖的风范，却时常聚啸成群，来去如风，不论是对大明帝国，还是对后金汗国，统统构成了一股做酒不香，做醋却极酸的谁都不敢小瞧的力量。

  比如喀尔喀部，本来和后金汗国早就结下盟约。如今，一看努尔哈赤吃了败仗，幸灾乐祸之余，很快就和察哈尔林丹汗和解，又靠到明朝那边去了。当年，努尔哈赤拿下广宁时，王化贞和熊廷弼扔下关外数百里土地，一直退进了山海关。努尔哈赤投鼠忌器，无论如何弄不明白这是什么路数，他担心战线拉得过长，竟然把到手的广大肥田沃土同样弃之不顾。结果，这些蒙古部落乘虚而入，用这些土地从大明朝和袁崇焕手中换了大银两。

  据说，努尔哈赤活着时，对此就曾经后悔不迭。今天一想起这些，皇太极的心可能仍然还在流血。若不是父汗过于谨慎，当初一步走错，今天，宁远城应该已经是后金汗国攻打山海关的前进基地了。

  这些，虽然令人寝食难安，却还不算心腹大患。

  对于皇太极来说，真正麻烦的不在外面虎视狼顾，强敌环伺，而是在自己的肘腋心腹之间，在后金国内部。

  皇太极对他的臣子说：&1dquo;治国之道，就和盖房子是一个道理，打牢基础，再选用好材料，就一定不会早早倒塌，子子孙孙且住着呢。要是偷工减料，凡事凑合，不塌才怪。”（《清太宗实录》卷三十六）皇太极所说的地基，大体上说的就是民心民意；所谓好材料，则可以理解成是人才和制度吧。

  当时，辽东地区的人口比例，汉族大约占9o％左右，女真、蒙古族、朝鲜族等占1o％。努尔哈赤占领辽东府辽阳以后，曾经对当地人民布训令说：&1dquo;你们不要以为汉人可以统治长久，我们只是暂时占领，这是妄想。要是真这么想，你们就是自取灭亡。”（金梁《满洲秘档》，&1dquo;谕辽阳游击阿尔布尼书”。）基于此种理念，努尔哈赤打完萨尔浒大战，于开原、铁岭、沈阳、辽阳等历次大型战役之后，都进行过程度不同的种族灭绝式屠杀。而且，那些刀下逃出性命的人们，也被当作战利品，&1dquo;分配给披甲人为奴”——就是给八旗将士们充当奴隶。

  按照努尔哈赤&1dquo;编汉为奴”政策，每十三个成年汉族男子编为一庄，给牛七头，耕地的8o％供应这些人自己食用，2o％上交官家。然后，按照满族官员的级别分别将这些庄子赏赐给他们，就连最低的备御，即我们已经很熟悉的牛录，其职权大约介于今天的营连长之间，也都赏赐一庄。于是，这些庄丁就成了他们的奴隶。据说，在他们的主子面前，庄丁们很惨，大体上处于予取予求皆听凭主子摆布的地步。

  走向智慧之宫（3）

  当时的汉官处境也相当凄惨。就连最早投奔努尔哈赤的北宋名臣范仲淹之后范文程，虽然满腹经纶才干，却也只是混到汉语办事员的样子，如偏房弃妇般备受冷落，远不像后来的人们所愿意相信的那般被待若上宾、言听计从如诸葛军师一样。

  有资料显示，这些汉族官员被分配给各贝勒大臣们管辖，极少有在朝堂之上慷慨陈词的机会，因为除了努尔哈赤等少数几人之外，太多的满族王公大臣听不懂汉语。于是，这些同样听不懂女真语的汉族官员们，便时常需要面对满洲主子们的嘲笑、臭骂和殴打了。有记载甚至谈到，他们的财产时常被管辖他们的人强行索取；他们的马匹不能由他们自己骑用，而要交由满族官员骑用；他们的牲畜被满族官员以很低的价格就可以买走；他们死后，妻子儿女便要入满官家中为奴；而他们生前，粮食经常不够吃，要靠出卖家产、典当财物糊口（《清太宗实录》卷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