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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璀将“金万两”取款卡插入取款机，心里想自己也没有带多少钱出来，也需要一千备用，所以准备取现金六千。输入密码后，卡被弹出来。试了三次，都一样。

  她只好走向营业厅，自动门在她面前闪开。营业柜台一大排，可是只开两个窗口，有几个人排队等着。她取了号码，也等在后面。

  轮到她了，她拿出取款卡递上说：“外面那取款机好象不工作，我提款，有急用。”

  营业员是个小姑娘，听到柳璀的话后，转身与旁边的几个同事叽叽咕哝说了一阵，然后一个年龄稍大一点女子过来，对柳璀说，这个银行门市部刚开张，业务有限。式的通用取款机是来了，她指指里面一大捆包扎起来的东西，但是还没有完全装好，尚未投入使用。

  柳璀说，“那就从柜台直接取款。”

  对方看了看柳璀的卡说，“现在只能办理同一银行系统取款，不接受异地异行取款。”

  “怎么这样？”

  “这是规定，来提意见的人多了，上面或许很快会改的。”她建议柳璀去重庆取一下钱，来回不过一天时间，如果坐汽垫船的话。

  柳璀眼睛瞪大了，“来回不过一天！”她刚想说这个地方的金融设施实在太落后，但想到这么一个城市，有银行就不错了，她作为一个外乡过客，实在没有权力批评。整个中国除了几处让外国人方便的旅馆之外，一律不能用信用卡，她也习惯了，不作批评，用西方的标准批评自己的国家，这种事不能做。

  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可能就去重庆走一趟，她在这里本为就是访旧，没有特殊目的。现在陈阿姨有特殊需要，为什么不能去一次呢？

  丈夫的电话

  回到金悦大酒店。打开门，房内地毯上有个酒店的信封，她惊奇地拾起来，打开一看，是李路生的电话留言，叫她回电话。她洗了一把脸，看着桌子上的条子愣。她觉得有些累，就把枕头重叠起来，脱了鞋，半靠在床上。突然想起早应当给母亲一个电话，她拿起电话，电话响了，没人接，留言机响了。于是她说她在良县，拿起一旁的酒店客人须知簿，把电话号码房间号码说了。母亲如果不是出外了，就是在阳台忙她心爱的植物，母亲说过，要把那株有花苞的仙人掌移进一个大一点的瓷罅里。

  搁下电话，想起有一次母亲过生日，就她和母亲两人。喝了点聊胜于无的甜酒，两人聊了起来。

  母亲说，“你怎么会学基因工程的？”

  “你不是不知道，”柳璀嗔怪地说，“工农兵大学生，专业是分配的，推荐我上北大生物系，促进农业生产。不是我选的，分科也是领导分，没问过我。”

  “行了行了，我不是问这个，我是问怎么会那么巧，你研究怎么做一个人出来。”

  柳璀笑了，“那是医学院妇产科。”

  母亲说，“不，我是说，为什么一个人能成为‘这一个人’，怎么会由你们决定？”

  柳璀没想到母亲的思想还会转到哲学上去，“恐怕不完全是基因决定的，后天的因素起的作用更大。”

  “当然，当然，”母亲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说这些老话，我是说，基因就是先天决定了一个人怎么也改变不了的命。”

  “不错，我长得这么难看，就是你的错。”

  “小姑娘，别撒娇。校花难看，小草还活不活？”

  “我们文革时期没有‘校花’这一说。你自己做过‘校花’，很多人拜倒裙下，就讽刺自家女儿？”

  “行了，李路生最后就是奔校花来的。”

  李路生是一个很奇怪的人，跟他的父亲李伯伯一样近一米八高，长相不属于那种帅气的类型，可是对面走过也让女学生眼睛一闪。他比她高一个年级，不管在家在学校，一直把她当亲妹妹，他说从未往这方面想。只是当他看到学校里其他男生追她那个劲，把他的冷静劲儿给打翻了。他的同学要约柳璀出去看电影，被他知道了，他急了，在结冰的未名湖上截住柳璀，找她摊牌。那是个冬天，斜阳很久才落入地平线，他们算正式谈恋爱了。其实她回想起来，恐怕早晚是那么一回事。虽然自己是“工农兵大学生”，她也热爱劳动人民，但一直不太喜欢真正的工农兵同学，他们都有点小家子气，知识不够，目光也短，小事斤斤计较，做什么都少决断力。

  “干部子弟通婚，是再自然不过的。别人到这一族里来不会好过。”母亲说，“我只是想说，这是否也是一种近亲通婚，会凸显基因缺陷？”

  柳璀大笑起来，她知道母亲脑子很快，她一向佩服她把话说得幽默好玩的本领，不像她自己那样语言乏味，而且应对太慢。母亲继续说：

  “‘后门进来也有好人，前门进来也有坏人。’毛主席都说了。干部子弟也是好坏基因都有。”

  说罢母亲轻笑起来，她很少出门，几乎没有朋友。以前还与娘家有些往来，后来就不欢迎任何亲戚，一来二去，便没有了亲戚。母亲只有拿柳璀做她伶牙利齿的靶子，可是柳璀很少有空来陪她说话。柳璀可以想象父亲当年要把她驯服，会有多难。大学生到解放军部队作慰问演出，父亲一眼就看中了母亲。慰问团的领队――学校校长作媒，可是母亲很犹豫。校长说，眼睛放长远些，这门婚姻，不仅对你自己，对你的孩子好。母亲也就投降了。母亲能对柳璀说，是为了她结的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