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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军支队长在屋外叫柳专员，说已经准备好了。柳专员与他一起往公署厅走去。

  她从敞开的门望出去，他们的身影在围廊上。她站了起来，想了想，也跟着走了出去。她无法走快，在那个水池前，她还坐下来歇了一口气。

  那些正在办公的干部，却已在署厅――会议室里了，三五成群地说话，他们已经无法走到街上去：街上已经人山人海，看见干部，他们会围上来打听。干部不知如何答复好，在这群情汹汹的时候，他们需要先听领导的布置。

  看见柳专员来了，那些人拥出会议厅，一时院子里都是人。柳专员看看干部们，果断地说：

  “镇反小组，妓女工作小组留下，其余干部请照常工作，坚守岗位，没有什么大事，一切都在正常工作范围之内。不要自乱阵脚，让反动派有可乘之机。”

  等到院子里只留下有关干部时，他简要地介绍了一下情况，布置宣传要点，公审大会组织工作，起草给省里报告等事务。

  母亲那天觉得人很不舒服，院子里的气氛也不对劲，街上的嘈杂越来越喧吵，而且天转眼间变得像死鱼眼睛那样泛白。她走回后院，不知道会生什么事，心里一阵阵紧张。突然院子里喧闹起来，连串嘈杂的脚步声，那红莲和玉通禅师竟然从街上被押进来了。人太多了，她担心肚子里的婴儿，就只站回廊上，不敢往前挤。

  她听见柳专员愤怒的吼声，声音很大：“解下来盖上！成何体统！”

  拥进专员公署的人越来越多，打翻了花盆，踩坏了刚刚出芽的雏菊。那些人的脸上很兴奋，眼睛着亮光，高声地抢着说话。柳专员叫大家安静，他说：“我们要注意政策，千万不能随着性子来，即使对反革命，也要注意我们党不虐待俘虏的一贯政策。警卫排在这里警戒，陈部长先到会场布置。犯人先关到武装部拘留室去！”

  母亲感到胸口堵得慌，气都喘不过来。她回到房间里，倒了一杯水，喝了一大口，但又马上吐出来，口腔又苦又涩，大概是睡得不好的缘故。外面喧腾的呼声不断地传来。她想让警卫员叫陈姐来陪她一会儿，可是警卫员一个都不在。她想陈姐这会儿一定忙得不可开交，动群众，布置会场。她一个人坐在桌子边，肚子饿得厉害，试着吃点稀饭，可是仍难以下咽。她去食堂，本想找点菜汤喝，那儿一个人也没有，可能都去看热闹了。她挪着步子，回到屋子里，靠着床头斜躺，深深地呼一口气，感觉好受一些。

  这期间柳专员回来了几分钟，只跟她说了几句心不在焉的话。他来拿他的手枪，说是要去公审大会场地检查一下，他不愿意看到这关键性的一着有什么闪失。刚跟省委通了电话，已经同意了他的处置，他没有说具体是什么处置。母亲刚准备问他时，他就匆匆走了，连门都没有关。

  母亲叫住他，说她今天很不舒服，请他早点回来。

  他有点生气地回过头来，但只是说，正是革命关键时刻，你也应当配合一下么，别拖后腿！然后一甩手就走了。

  母亲望着他的背影，觉得今天肯定要出事，她有预感，今天不对头。

  公审大会在街市中心，离公署有相当长一段距离。母亲能听见一些远远的闷雷般的呼喊，没有人来告诉她情况，她没有参加过公审，只能想象。但是她连这一点都无法细想下去，腹中开始尖锐地刺痛起来，肚里的婴儿以前一直有点动作，但从来没有这样伸臂撸腿，似乎怒气冲天要从水牢里打出来。她感到这孩子的四肢和头部在猛烈地捶击她，她的呻吟不时变成惨叫，但是这孩子似乎更加痛苦。她全身都是汗。这时警卫员经过房门，母亲赶快侧过身子，叫住他，哀求地说：

  “你去告诉老柳，再叫一下医生吧。”

  警卫员气喘吁吁地跑回来，说是找了柳专员，柳专员正在主持公审大会，人民群众控诉的激情如火如荼，群情沸腾，正在节骨眼上，马上要专员作总结讲话，进行宣判。柳专员请妻子千万忍受一下，他开完会就回来，他叫警卫员先去叫医生。而医生说一会儿就到。

  “会什么时候开完？”她躺在床上问。

  “肯定是把人枪毙了才结束――”

  她一听，禁不住痛苦地呻吟，近乎吼喊。“要枪毙才算结束呀？”她痛得泪水满面，双眼死死地望着警卫员问：“什么时候才枪毙呢？”

  “公审完了，立即就地枪决。会场上用沙包堆成刑场。”

  母亲这才想起来，丈夫一再说要检查现场。她的嗓子沙哑地说，“那要什么时候完呢？”

  “马上完！”警卫员说，“马上就完！”

  猛地，她醒悟过来，停住哭喊问：“枪毙谁？”

  “反革命分子呗。”

  “谁？”

  “不就是昨天抓到的和尚和妓女？！”

  她一愣，自己完全缺乏经验，当时听丈夫中午说已布置好时，根本就没有猜到会是这样结果。她突然顶不住了，呕吐像喷射一样冲出来，她惨叫着：“医生，医生！”

  警卫班士兵奔跑进来，满头大汗，说：

  “齐军医正在忙着，陈姐也快临产了，说是产门已经开了，他说马上就好，马上赶过来！”

  又是一个“马上”！母亲大哭了起来，这孩子真成了要命的事。她伸出手抓住绾在床边的蚊帐一角，狠狠一拉，蚊帐就滑落下来，盖了她一脸一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