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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胡适：《我的歧路》（1922年6月）、《与一涵等四位的信》（1923年1o月9日），《胡适文存》（本书所用《胡适文存》初集和二、三集，均为上海亚东版，以下均作《胡适文存》加集、卷数）二集卷三，第92—94、1oo、143页。

  [2o]然而在吴稚晖眼里，胡适基本是个纯粹的“文章士”，不像梁启还可能有事功方面的贡献。吴氏曾明确指出，国学书目一类事便“止许胡适之做，不许梁卓如做”。参见《吴稚晖先生来信》，《晨报副刊》1923年1o月15日，第1—2页。

  [21]胡适留学之初，即“反观国势”，立志要“周知博览，以为他日为国人导师之预备”。见胡适日记，1915年5月28日。

  [22]《谈话录》，第156页。

  [23]如梁启也曾自谓其对于晚清思想界“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梁启：《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89页。

  [24]唐德刚：《胡适杂忆》，第268页；胡适日记，1915年2月2o日；《谈话录》，第299页。

  [25]原件照片已影印在颜振吾编《胡适研究丛录》，三联书店，1989，插页。

  [26]《谈话录》，第96页；《年谱长编》第9册，第3398页。

  [27]另一位曾开风气者严复在去世前不久也说：“旦暮入地，睹兹世运，惟有伤心无穷而已。”严复：《与熊纯如书》（192o年7月1o日），王栻编《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第7o8页。开拓者的遗憾，或也是共同的？

  [28]《胡适致陶孟和》（1918年5月8日），引自耿云志《胡适年谱》（以下简作《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第62—63页。

  [29]朱自清：《动乱时代》（1946年7月），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3），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第115页。

  [3o]《胡适致高一涵等（稿）》（1919年1o月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以下简作《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第72页。

  [31]《谈话录》，第31页。可参阅梁启自己的比较：“启与康有为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其治学也亦有然。有为常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梁启：《清代学术概论》，第89—9o页。

  [32]参见陈源为胡适的《整理国故与“打鬼”》写的《西滢跋语》（1927年3月），收入《胡适文存》三集卷一，第213—218页。

  [33]鲁迅：《故乡》（1921年1月），《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485页。

  [34]出自ingLeader社刊在该社1927年出版的Forardorbaneta？一书中，pp.5-12.

  [35]胡适：《尝试篇》（1917年），《尝试集》，《胡适全集》（1o），第48页。

  [36]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62页。

  第二章语境：从西学为用到中学不能为体

  文化运动时期，胡适以一个没有什么身世凭借的二十多岁的青年，回国两年间，即“暴得大名”，一举成为士林之，真是中国近代史上绝无仅有之事。这个极有意思的事例，几十年来吸引了无数学者。有人或以为，那一定是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其实，那时候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影响极大的几位人物如严复、康有为、章炳麟、梁启等均还健在，其中年龄最小而影响最大的梁启不过四十多岁，决不可说是时无英雄。但是，正如余英时师指出的，“以思想影响而言，他们显然都已进入‘功成身退’的阶段，不再活跃在第一线了。”故此，余先生以为，胡适的“暴得大名”，就是因为“中国思想界有一段空白而恰好被他填上了”。[1]

  胡适自己在回国的第二年，也就是1918年，写了一篇《归国杂感》，以上海大舞台为“中国的一个绝妙的缩本模型”，指出：在台上支撑场面的“没有一个不是二十年前的旧古董！”换言之，这么多年中国并没有造出什么“角色”。[2]但是，1918年前的一二十年是中国变化最大的一段时间：政治舞台上的角色层出不穷，正是典型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思想界其实也是人辈出，但人中确实没有能像梁启那样一呼百应的时代人物。特别是民国建立之后的那几年，可以说政治变化的高潮恰伴随着思想变化的低潮。用胡适的话说，就是“政治走到文化前头去了”。这样一种政治展与思想展的时段错位，应该引起学人的进一步重视。人辈出而又不能一呼百应，提示着一种存在问题又尚未解答的时代需要。

  过去欧阳竟无读佛教俱舍，三年而不能通。后得沈曾植指点，寻找俱舍前后左右之书读之，三月乃灿然明俱舍之意。蒙文通曾以此为例，强调读书当“自前后左右之书比较研读，则异同自见，大义顿显”。[3]西人近些年也提倡这种读书方法，且展出各种系统的理论，专讲文本（text）和语境（nettext）的互动关系。[4]前后左右之书即在一定程度上构成语境；语境一明，文本的理解就容易得多了。广义地看，胡适的一生也可视为一文本。要了解胡适，必须将其放入其时代语境之中参照考察。而且，只有弄明白胡适得名之前中国思想界处于何种状态，才能了解胡适何以能一举成为士林之。故我们要观察和理解胡适及其时代，又不可不先对产生那些“二十年前的旧角色”的语境认真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