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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十年来，说胡适谈政治脱离中国实际的指责不一而足。他的“好后学”唐德刚先生就说：“其实胡先生的政治言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相当空泛的……胡先生在中国民主展史上的贡献，与其说是他底学术‘理论’和政治‘行为’，倒不如说是他笃信自由主义的‘身教’和崇尚民主政治的‘形象’。”[1o]这是典型的倒着看历史。有无贡献也要看当时。孟子说“不教亦教”，何况“身教”；而且，“身教与形象”不正是名副其实的“政治行为”吗？胡适的政治理论在当时又怎么能说没有贡献呢！我们从下面可以看到，胡适的理论不但有贡献，而且他关于“有计划的政治”的主张，与当时中国各主要政治派别的主张，有极为相近的一面。

  胡适的政治观念的另一个特点，与他的性格有关，即前面说过的，他素来就有激进的一面。胡适曾说，虽然“我行的事，做的文章，表现上都像是偏重理性知识方面的，其实我自己知道很不如此。我是一个富于感情和想象力的人……我最恨的是平凡，是中庸”。但是，他随时注意要“作圣”的行为使得他这些性格为“外人”所“不易知道”。他有时做出“保守”的事也有特别的原因。如他在1919年12月坚决反对北京各校罢课，就可能有特殊的考虑：那时杜威正在北大讲学，如果一罢课则杜威便无着落，这是胡适极不愿见到的。实际上，如前所述，胡适是遇压力就反弹的人。那年8月《每周评论》被封后，胡适起初就不肯躲避，北大“许多同事学生都来看他，硬把他扯到外国客栈去住了几夜”。[11]那时与警察厅都敢作对的人，怎么会“保守”！

  所以，当胡适“率性”的时候，就很能表现他激进的一面。1921年5月，他做了一《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纪念当年刺杀袁世凯的四个烈士。诗中反复说：“他们的武器：炸弹！炸弹！他们的精神：干！干！干！”此诗在友朋中引起不同的反响。老先生似不太赞成，而年轻人则大欢喜。那年7月，他与范静生长谈。“范先生对于我的《炸弹》诗的含义，颇不赞成。他说，这种主张似乎太简单了。”可是8月到上海，朱谦之见了胡适的《炸弹》诗就“大喜，以为我的思想变了”。朱氏虽然长于诸子学和佛学，并出了家，其实也暗藏激进。胡适记述道：“谦之向来希望我出来做革命的事业，我不赞成他的意思。他在警察厅说他曾劝我革命，但我不赞成。此语外人以为是假的，其实是实有的事。”[12]出家人尚且如此激烈，世风之趋向可见。胡适本有激进的一面，再为时代风气所被，自然就不那么温和了。且朱氏能劝胡适革命，也是早看出胡适有那么一点革命的“缘分”吧。

  胡适那年6月17日的日记中，有因报载安徽请愿学生被刺而死（后知未死）所做之诗：

  我们脱下帽子，恭敬这第一个死的。——

  但我们不要忘记：

  请愿而死，究竟是可耻的！

  我们后死的人，

  尽可以革命而死！

  尽可以力战而死！

  但我们希望将来，永没有第二个人请愿而死！

  类似的话胡适后来还重复过几次。同年8月，他在安庆演说，就认定“在变态社会中，学生干政是不可免的；但罢课不是干政的武器”。胡适的主张是要么安心读书，要么一心革命。他提出，要革命者不如干脆“用个人运动代群众运动；用秘密组织代风头主义”。1o月在北大开学演说中，他也明确主张：“学生宜有决心，以后不可再罢课了……我们应该决心求学；天塌下来，我们还是要求学。如果实在忍不住，尽可个人行动：手枪、炸弹、秘密组织、公开运动，都可以。但不可再罢课”。就在那个月，胡适做了一《双十节的鬼歌》，主张换个法子纪念双十节，办法就是：“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革命，造一个好政府。”[13]

  对这样激烈的胡适，过去的注意是不够的。胡适在中国公学曾和革命党人长期一起生活，自己就是一个“革命报人”，如果不是要“作圣”，要当“传教士”，恐怕还真有可能参加革命呢。由于他初回国时已遵从北大风尚不谈政治，所以这些观念情绪大多以诗的形式宣泄出来。但我们看看这些情绪，就知道他已有些憋不住了。胡适的另一个制约因素，就是他的母亲。我们知道胡适母子的感情非同一般，而胡适因要在北大打天下，回国后只与母亲短暂团聚，尚未能迎养以尽孝道。结果胡母因长期熬坏了身体，终于在1918年底病逝。这就使胡适要“率性”时少了一层牵挂。故胡适终于出而谈政治，既有一些长远的原因，很可能也因其母去世，能够较无牵挂地做事。

  另一方面，胡适的谈政治很可能也因为学问做不下去了。他谈政治恰在其《中古哲学史》写不下去，颇觉不知做什么好之时。胡适在1921年7月8日的日记中说，去年他病中曾有《三年了》的诗，只成前几节，第一节云：“三年了！究竟做了些什么事体？空惹得一身病，添了几岁年纪！”现在回想他“这两年的成绩，远不如前二年的十分之一，真可惭愧！”胡适和孔子一样不是匏瓜，不能“系而不食”。他的入世精神本足，挂在那里作摆设的角色是不干的。既然学术暂时搞不下去，不谈点政治又以什么服务于社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