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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救国”最重要的方针，就是办中国自己的大学。“俾固有之文明，得有所积聚而保存；而输入之文明，亦有所依归而同化。”因为，“大学乃一国教育学问之中心。无大学，则一国之学问无所折衷，无所归宿，无所附丽，无所继长增高。”就眼前看，中国人还必须留学，“以己所无有，故不得不求于人。”留学的目的，就是“乞医国之金丹”，携之以归，“以他人之所长，补我之不足。庶令吾国古文明，得生机而益扬张大，为神州造一旧泯合之文明。”所谓“植才异国，输入文明，以为吾国造文明之张本”。大学的作用，尤在不使“输入之文明，皆如舶来之入口货，一入口立即销售无余，终无继长增高之望。”无论如何，留学是以不留学为目的。“留学乃一时缓急之计，而振兴国内高等教育，乃万世久远之图。”如果后者不能成功，则学子不得不长期留学，将“永永北面受学称弟子国”。而“神州文明之梦，终成虚愿耳”（《非留学篇》）。

  具体言之，自己曾从农科转到文科的胡适特别主张重文科，兴国学。他说：“即令工程之师遍于中国，遂可以致吾国于富强之域乎？”实际上，中国的诸多问题都不是“算学之程式、机械之图形”可以解决的。如政治、法律、道德、教化等都比机械工程要重要千百倍。因为它们所关系者不止是一路一矿的枝节问题，而是“国家种姓文化存亡之枢机”。胡适以梁启和詹天佑对中国的影响为例，说明文理科是本，实业是末，中国人“决不可忘本而逐末”。胡适认为，办国立大学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昌明国学。他说：“今国学荒废极矣。有大学在，设为专科，有志者有所肄习，或尚有国学昌明之一日。”无大学，“则全国乃无地可习吾国高等文学”。他之所以觉得把中国比作睡狮不如比作等待爱情之吻的睡美人，就因为像中国这样的“东方文明古国，他日有所贡献于世界，当在文物风教，而不在武力”。只要中国醒来换上时装，就可以“百倍旧姝媚”。[14]

  1915年初，胡适的英文老师亚当斯问他：“中国有大学乎？”胡适不好意思，“无以对也”。老师告诉他：“如中国欲保全固有文明而创造文明，非有国家的大学不可。一国之大学，乃一国文学思想之中心，无之则所谓思潮知识皆无所附丽。”故“国之先务，莫大于是”。不知是老师与他的观念完全一致，还是胡适无意中把自己的一些观点投射到老师身上，总之胡适自己是觉得他的看法得到了印证。老师并鼓励他说，“报国之义务莫急于此矣”。胡适回来慨叹：“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四百万方里四万万人口之大国乎！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国乎！”第二天，他心情仍未平静，再次感叹道：“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6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他愿说：“吾他日能生见中国有一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的哈佛，英国之康桥［今译剑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15]胡适这里所列的西方大学并不都是国立大学，可他愿望中的中国大学，却是国立的。其民族主义情绪，不能说不明显。

  二世界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关怀

  只有充分理解胡适这种从在上海做“人物”时已具有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才能领会他那著名的世界大同主义的真意。胡适自称，他的大同主义是“经十余次演说而来，始成一有统系的主义”。值得注意的是那时他给大同主义或世界主义所下的英译名词是netationa1ism（今译国际主义），两者意义本是不同的。可知胡适在一开始时概念确实不十分肯定，后来才逐步展确立。他在晚年口述其自传时，特别注意把他所谓的“世界主义”与“国际主义”区分开，以后者来挥他稍后的“和平主义”。[16]国际主义在意义上当然没有世界主义那么越，其胸怀更小但却更注重各自之国。这恰是胡适的世界主义一开始就有的特点，其实也是自然的展。要了解胡适的世界大同主义思想，最好是从其展进程来考察。

  1912年1o月，胡适在读希腊史时，“忽念及罗马所以衰亡，亦以统一过久，人有天下思想而无国家观念，与吾国十年前同一病也。”罗马不少先哲“倡世界大同主义，虽其说未可厚非，然其影响所及，乃至见灭于戎狄，可念也”。可知此时他尚存晚清人的观念，并不十分欣赏世界主义。到1913年初，胡适曾就他的“世界观念”做演说，以为西方古代的世界主义者“不特知有世界而不知有国家，甚至深恶国家之说，其所期望在于为世界之人（anetoftheor1d），而不认为某国之人。今人所持之世界主义则大异于是。今日稍有知识之人，莫不知爱其国”。故胡适给他的世界观念下的定义是：“世界主义者，爱国主义而柔之以人道主义者也。”他特别认为丁尼生的诗“彼爱其祖国最挚者，乃真世界公民也”与他的见解暗合。这时胡适仍不欣赏西方古代的世界主义，但已有了他的以爱国主义为基础的“现代世界主义”观念。这个见解胡适后来讲得不算多，实际一直保持。1917年时他还专门摘录威尔逊的话，威氏说欧战已使美国人不得不变成“世界公民”（此已与古希腊人之义不同），但并不因此减少其美国特色。[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