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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主张》表后，反响热烈。胡适“费了一天的工夫”整理收到的关于此文的讨论，就选出可表之文十四篇。主要的反对意见是认为文章的精英意识（当时并不用此词）太重，忽视了民众。也有人觉得中国政治已无法改良，只有实行彻底的革命。赞成的人则觉得这些提法都切实具体，更应组织团体落实之。总的趋势对“清高的好人”肯关心政治都表示赞许，但也有少数人以为还是以坚持“清高”更好。[5o]

  胡适看了这些文章之后，“颇有感触，做了一篇《后努力歌》”，其中说道：好社会与好政府、教育与政治、破坏与建设都是互为因果的连环，解开的唯一办法就是努力或干。其实这也就是杜威离开中国时的告别演说中的意思，胡适的感触，也就是想起了老师的话。但这样的连环问题是否是干就能解决的？正如胡适提出的有计划（不论优劣）就一定比无计划一样，在逻辑上都还大可研究。不过，至少在破坏与建设一点上，胡适具体指出改良和革命不妨各自“分工并进”，他这边先事改良，若“恶势力”不许改良，则仍有革命的必要。这个一贯思想，胡适仍在坚持。[51]

  这一次北京各势力酝酿干预政治，本是研究系最积极主动，结果却基本被排之于事外，他们当然“大不高兴”，说北大派“有意排挤他们研究系的人”。林宗孟说：“适之我们不怪他，他是个处女，不愿意同我们做过妓女的人往来。但蔡先生素来是兼收并蓄的，何以也排斥我们？”殊不知此事胡适早已成主谋，研究系其实吃了胡的大亏。后来林宗孟出面邀吃饭，所邀者多半是“他们研究系的人”，余则为北大派的人。胡适记述道：“宗孟极力劝我们出来组织一个政党，他尤注意在我，他的谈锋尖利得很，正劝反激，句句逼人，不容易答复。但办党不是我们的事，更不是我的事。人各有自知之明，何必勉强，自取偾事。”这一次研究系特别注意胡适，不知是真醒悟胡适已暗成中心还是仍以为胡适为“处女”而好控制，若是后者，则必然更加吃亏。胡适的公开态度大约仍是“不曾答应，亦不曾拒绝”。[52]

  不久王宠惠出面邀吃饭，所邀者有蔡元培、罗文幹、梁启、林宗孟、熊秉三、董康、颜惠庆、周自齐、张耀曾等，胡适所记各人，全是前官僚，是知这大约是他第一次与这些人会谈。此次会面的“本意是要把各党派的人聚会来谈谈，大家打破从前的成见，求一个可以共同进行的方向。今天结果虽少，但他们谈过去的政争，倒也颇能开诚认错”。以后罗文幹又邀吃饭，所邀者除蔡元培、胡适外，基本为顾维钧、汤尔和等半独立的技术型官僚，后来不少进了内。研究系的影响已明显减弱。那次饭后蔡元培对胡适说，“教育总长已定林宗孟”，林想拉胡适去做次长，“蔡先生劝他不必开口，蔡先生也不赞成组政党事”。以胡适那段时间的热衷来看，如果不是蔡拒绝在前，他自己的态度正未可知。从这时起，胡适与这些人的过从就是经常性的了。

  关于组党事，胡适的意见倒与蔡元培接近。对于胡适和其他一些转型中的现代知识人来说，迈出由不议政到议政这一步并不难，因为士对国是的关怀本为他们所传承，但从谈政治到干政治那一步就不那么容易了。在意识层面，他们有时又离传统更近些。针对那些要求“好人”组织团体的意见，胡适个人认为：“我们在此时和最近的将来，都应处于中间人、公正人、评判员、监督者的地位。”但也不排除将来政治走上轨道之后，出来“造政党”直接干政治。这是胡适表现出的典型的中国士大夫观念。以西方的运动规则言，如果裁判可随时视情形的变化而决定自己是否下场改做运动员，实际上是无法执行其裁判职责的。只有中国士大夫才是一身而兼任裁判和运动员，而且不时变换身份，既出仕天子为臣，又不以天子之是非为是非，以决天下之是非为士之己任。对民初刚从传统的士蜕变而出的现代知识人来说，“好人”一旦不再“清高”，不知不觉中就更接近于“士”而疏离于“知识人”了。[53]

  的确，整个这次“好政府”的主张及后来“好人政府”的组成，都是中国读书人的地位虽在边缘化，但士人那种“正义权威”的余荫尚在。那时日本的芥川龙之介就告诉胡适，他觉得“中国著作家享受的自由，比日本人得的自由大得多，他很羡慕”。胡适以为：“其实中国官吏并不是愿意给我们自由，只是他们一来不懂得我们说的什么，二来没有胆子与能力可干涉我们。”这话颇能证明士人的余荫。[54]

  但余荫毕竟只是余荫，1922年8月王宠惠主的“好人政府”本因吴佩孚的支持而上台，不过三个月就因直系内部的矛盾而下台。对曾经非常努力地为王内提建议的胡适来说，打击最大的可能还不是王内的垮台，而是王等在台上时已并不真能实行胡适等人提出的建议。所以胡适后来又支持“联省自治”的主张，将议政的重心从中央转到地方。结果，除了增加的对立面，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效果。最后胡适不得不承认“此时谈政治已到‘向壁’的地步。若攻击人，则至多不过于全国恶骂之中，加上一骂，有何味”。但谈具体的“问题”，“则势必引起外人的误解”；至于“为盗贼上条陈也不是我们爱干的事”（其实他有段时间几乎一直在干），所以“只有另谋换一方向努力的办法”。[55]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胡适明确说政治方面的“问题”已不可能谈，那就只好回头去谈“主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