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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弟痛得在床上乱滚。砰的一声，滚落在地板上。接着听见他惊惧的叫嚷：“向大哥！快！快！快塞住我的肛门！快塞住！快塞住！不要走气！走气我就完了！快！向大哥！快！”后来他的“快”声渐低，终于听不见了。

  凌晨5点过，医院来人抬着无声的六弟走了。

  天亮后又抬回来，放在走廊上，用棉被遮着。

  黄昏时候，一具用寸板赶制的棺匣抬来。砖瓦窑的两位工人用一床破棉絮将六弟的遗体裹了，放人棺匣。棺匣稍短，腿伸不直，膝弯向上拱起。来收殓的工人用双手狠压膝弯，强迫塞入。然后盖严，钉死。砰砰的钉锤声为六弟的悲惨结局敲出一串惊叹号。

  六弟是喝碘酒自杀身死的。“五一六”刚过去半个月，文革在本镇已经制造出第一个冤鬼了，真快！

  9．吹火向下烧

  1966年中国失火了。

  摩天的金字塔被点燃了。

  火趁风威，来势甚猛。风是从塔巅向下吹来的。放火者要烧的也许只是塔腰，而不是一整座金字塔。坐在塔腰阶梯上的那些同志，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也，其中有极少数大智大勇者，拍案而起，顶风而出，为民灭火，“死不悔改”。其余的大多数，有捐躯死谏的，有明哲保身的，更多的是委屈求全。还有一些，叫人怎么说呢，虽无救火之良策，却有移火之妙法，他们纷纷披上了防火衣，然后顺着风势，吹火向下，去烧塔底。多年屈居塔底的人，可怜，都是弱者，要跑跑不开，要躲躲不脱，只好蜷在那里，眼睁睁地被火烧焦，做了运动初期的替死鬼。我的六弟只是其中之一罢了，在宽阔的塔底四周，被烧者多得是。

  六弟死后，过了两天，6月2日晚上，在一处旧名朱衣楼的地方，镇政府又召开“打击阶级敌人现行破坏活动”的批斗会。我和别的“五类分子”一样，也被带到那里去“陪斗”。挨斗者陈国志，一个脸色惨白的跛子，扶着一根竹杖，表情似有不服。解放前此人是国民党的一个低级军官，1959年以后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接受监督管制。他的罪名是抗拒改造，妄想复辟。罪证是，据揭，他向别人说过：“等两天国民党打回来了，我就要把这根拐杖丢了。”此外还有态度傲慢之类，记不清了。不久以后，此人被判有期徒刑，大约是十年或十五年。我这才明白六弟为什么要去自杀了。他若活着，便该捆绑上台，捉将官里去。与其丢人现眼，不如死了的好。他是为保全脸面而丢掉性命的。

  炎夏六月，二十三天之内，本镇召开批斗会六次，判处罪犯七名，举行声讨反革命分子破坏活动的群众示威大游行一次。这些事情我都写在日记上了，只怕还有遗漏。回想两个月前，我初回老家时，大街是那样的安静无哗，小巷是那样的幽深有味，人群是那样的和睦多礼，哪怕这些仅仅是表面的气氛，也使我惊喜，也使我庆幸，心想此生就终老故乡吧，让人们都把我忘记吧，我已别无所求。殊不知“树欲静而风不止”，才短短两月，世面就变了。左风从塔巅，更多的从塔腰，如山瀑一般地霍霍吹下，吹得塔底四周之火愈烧愈旺，烧破了我的故乡安乐梦。7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毛泽东思想万岁》又添了风威。7月7日《四川日报》表了批判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的文章。7月1o日何洁从成都来看我，带来了大动荡已开始的凶讯，使我心惊。她怨我当初不陪她去游一游青羊宫和杜甫草堂。她说这两处名胜古迹今后可能被横扫，将来再去那里，恐怕只好伤心凭吊废墟了。她感叹说：“别时容易见时难啊！”我暗暗吃一惊，不知她指的是青羊宫和杜甫草堂呢，还是指的是我和她。7月13日《四川日报》表了省文联三十一人联名揭他们的老长、当代文豪沙汀的文章，使我惊叹世衰道微，人心不古。幸好与我无关，我暗自喘口气。这类事情，我最怕血溅在身上，离得愈远愈好。又哪知是祸躲不脱，四天以后那家报纸又抛出了一篇文章，占了整整一版，怵目惊心：《揭开马识途、李亚群、沙汀一伙黑帮的黑幕》。我双手在颤抖，捧着报纸恭读下去，终于在文章内碰着了这一句：“他们甚至把开除公职的极右分子流沙河也拉到编辑部改稿。”我眼前黑晕，坦白说，很害怕。1957年批判我的文章上百，我不害怕。那时候我年轻，欣逢太平盛世，党纪国法尚未乱套，对国家，对自己，我都怀着信心，相信将来总会好的。现在情况大不同了，饱经风霜，悲逢乱世，暴政虐法方兴未艾，说声要命就要命的，我还能不怕吗？现在只须用小指头轻轻触我一下，我也会痛得双脚跳，何况是在党报上面点我的名，一掌打我入“黑帮的黑幕”！这篇文章作者署名很怪，好像是左什么——左风？左锋？记不清了。本想去图书馆查一查旧报纸，又怕别人说我什么向后看啦，且罢！7月24日《四川日报》又射出了一篇文章，给已经被打倒的沙汀补一火，又扯到1959年我在省文联《草地》编辑部帮助改稿一事，使我更加害怕。是忧患者敏于预感吗？不是。读者须知，一个被乡邻认为是“皇犯”的人两次被党报点了名，在那个闭塞的小镇上，这是何等令人惊骇的事！

  立竿见影，横祸来了。一天晚上，坐在庭院阶前纳凉，我正在指点着星空，教堂妹勋锦认识天琴星座。木器家具社的一个木匠到我家来，说岳社长叫我快去。我心中忐忑着，跟着那个木匠去了。到了社里，原来本社革命职工正在开会，灯火通明。那个木匠叫我站在会场外黑暗处等着，他先进去。我听见岳社长在训话，语调严肃，好像在说什么“严防阶级敌人捣乱”。等了一会，训话结束，我听见他大声吩咐：“把余勋坦带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