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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尧舜正值国家生之时，这个时代，必然是血腥的，充斥着镇压和征服，而成功者用道德和神意粉饰权力的本性，是所有君主都会的。善良的孔孟，特别是孟子，对强权的异议，被今天的人称为民本思想，也不算是过分的恭维。只是民本不同于人本，当年人民是集体地被强权征服的，但要走回头路，却需一个人一个人地进行。如无个人的解放，大家一股脑儿、一块堆儿就解吊悬了，是绝无可能之事。

  我们现在重读先秦诸子的著作，常觉温暖，一批思想者，货真价实地，关心人民的命运，他们思考的问题，在那个时代，已至极限，如无后来的思想大统一，孔墨庄荀的脉络，当延伸到更远，但君主明察秋毫，哪里会让这种事生？汉武之后，尧舜，在孔墨时代尚为寓言的，就坐实为帝王的护身神，道德合法性的象征了。

  不读《论衡》

  前儒非议王充，是因为他不正统，问孔刺孟，对圣贤不恭。特别是《论衡》里的《问孔》一篇，专从《论语》里挑孔子的毛病，如宰予白天睡大觉，孔子骂道：“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王充对此写了一大段，批评孔子说话太过分，而且圣人的话，不是可以随便说说的，“圣人之言，与文相副。言出于口，文立于策，俱于心，其实一也。”

  这也有点过分。《论语》中孔子的话，不少是随便说说的，如果他老人家按王充的标准要求自己，述而如作，一部《论语》，即使弟子们还编得出，也一定变得极其无。所以徐复观讥评王充理解能力太低，对孔子的一些问难，近于胡闹。

  徐复观写《王充论考》时，海峡这边正在评法批儒，王充正在当英雄。徐复观的文章，要唱对台戏，所以贬斥王充，未免过火一点。不过他对王充气质的分析，很有意思。他说王充是一位矜才负气的乡曲之士，涉世落魄，而归结于自己的命不好，所以持命运论，做官时被人举报过，所以大骂谗佞，以儒生出仕，所以力诋文吏，身在主流之外，所以看不起博士，等等。

  不管为什么，王充不惧权威，事求证信，是汉代出色的人物，这一点，现在的人没有不同意的。汉代董仲舒以后，儒生写的东西，除一二子外，看来看去，无比气闷。和他们比，王充是鲜的，活泼的，使人微笑的（尽管他自己是个极严肃的人，从不开玩笑），难怪章太炎说汉代出了王充这么个人，“足以振耻”。

  我们再看前儒对王充的抨击，说他自吹自擂也好，说他不孝也好，在现在看，这些都算不了什么，更不影响到他的著作的水准。

  那么，我为什么不喜欢《论衡》，甚至列为不必读之目呢？一大原因，是书中的《宣汉》、《须颂》等几篇马屁文字。

  儒生事必法古，固然毫无进步气味，但在大一统局面已成、天下控于一人之手的帝制时代，三皇五帝天下太平那一套，竟是理论体系里少有的制衡之一。儒生永远可以对不可一世的皇帝说，你能比得上唐尧虞舜吗？能比得上周文王吗？尧舜时有凤鸟河图那些祥瑞，你有吗？皇帝再狂妄，也只好说“朕不如”。王充对此不服气，在《宣汉篇》里说，“圣主治世，期于平安，不须祥瑞。”单独来讲，王充说的是对的，但他这么说的目的，只是力证当代为太平盛世，“以盘石为沃田，以桀暴为良民，夷坎坷为平均，化不宾为齐民，非太平而何？”

  王充竭力说明汉代比周代隆盛，尽而上拟尧舜之世，也没什么不如，甚至，“道路无盗贼之迹，深幽迴绝无劫夺之奸，以危为宁，以困为通，五帝三王，孰能堪斯哉？”

  四十岁以上的读者，听到这几句，或许觉得耳熟。三十一年前，曾有一篇《歌德与缺德》的名文，引起很热烈的争论。文中有名言云：“现代的中国人并无失学、失业之忧，也无无衣无食之虑，日不怕盗贼执杖行凶，夜不怕黑布蒙面的大汉轻轻叩门。”—当然，这并不是从《论衡》里化来的，只是古今谀时颂圣之作，说来说去，总不出那么几句。

  秦代时间太短，大一统的形成，说起来还是在汉代。前汉的读书人，对此并不舒服。远事不说，近在战国，士无常君，国无定臣，士人或秦或楚，或宦或否，颇有余裕，而在“野无遗贤”的汉代，一人决定一切，如东方朔所说，“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而且无处躲无处藏，这叫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到了后汉，习惯成舒服。比较一下《史记》和《汉书》，最大的不同，是司马迁还没有改造好，班氏父子则已改造得差不多了。王充改造得更好，认为臣子当褒君父，天经地义。他起初的心思，颇求上进，写《宣汉》诸篇，也是希图传到皇帝眼里，皇帝一高兴，召他“至台之下，蹈班贾之迹，论功德之实”，妙不可言。可惜他一生蹭蹬，养了一肚子气，却是向着他的竞争对手，当代儒生的。对皇家，他从来没一点怨言。

  现代读者，读《论衡》中那些褒功颂德的文字，觉得也平常，是因为我们见得太多了。在古代，这样津津有味地颂圣，王充是开风气的人。《论衡》书中，想皇帝之所想，急皇帝之所急的地方，比比皆是。王充是有思想有学问的人，但拿学术来保护皇权，实为一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