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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晚上很冷，可是肯尼迪夫人坚持要送我和玛蒂妲上车。她没有穿大衣，身上穿的是件晚礼服，我担心她会着凉。我请她不要到外面来，可是她说：“总统一定希望我这么做，而我自己也想这么做。”她站在那里，在寒气中，等着我们的车驶离。

  第二天早上，一束由总统夫妇赠送的灿烂鲜花送抵我和玛蒂妲下榻的饭店。那束花里附了一封总统的信，在信中，他极为亲切地对我们共度的那个夜晚表达了谢意。

  回到家里，我写信给肯尼迪总统：“上周一晚上，我用我的整颗心来演奏，十一月十三日这一天对我将永远具有一种特殊意义。关于我们对和平与自由所怀抱的理想，我的造访以及和你的交谈加强并证实了我的信念与希望。谢谢你，总统先生。”

  我只在另一个场合中再次见到肯尼迪总统。那是一九六三年夏天，他应马林总督之邀前来波多黎各访问。我参加了在总督官邸宴请肯尼迪总统的晚宴。他在致辞中向我致敬，让我深受感动。那年秋天，他捎信来，通知我他想颁总统自由勋章给我，并邀请我去华盛顿接受颁奖。就在预定颁奖日前不久，他遇刺身亡了。

  因为玛蒂妲知道这个可亲而伟大的人对我的意义，起初她瞒着我不让我知道。那一整个下午都有朋友来看我，可是玛蒂妲要他们别告诉我生了什么事。我在那天晚上得知了消息。这一生中，我见过许多苦难和死亡，但我从未经历比这更可怕的时刻。有好几个钟头我无法言语，仿佛这世界美丽而无法取代的一部分突然被撕毁了。这个年轻的父亲和勇敢的领导者，人类希望之所寄，在马路上被一个刺客的子弹击倒，这是多么悲剧性的恐怖事件！多么荒诞的疯狂！

  有谁知道假如肯尼迪总统还活着会生什么事？当然，单单一个人无法掌控所有国家的命运，然而在他担任总统的短暂期间，你可以感觉到他在努力抚平世上的伤口和冲突。自从他死后，我们目睹了何等残暴的争斗！假如他没死，多少在越南村镇和丛林中丧命的人也许还会活着！

  有时我环顾四周，感到全然无望。在当今世界的混乱中，我看见对生命价值的不敬。我们四周处处是美，可是多少人无视它！他们对眼前的奇迹，似乎视而不见。世人行色匆匆，却很少思考他们正走向何方。他们只为了刺激而寻求刺激，仿佛他们既失落又绝望。他们不懂得享受生活中自然、宁静、简单的事物。

  每一秒我们都活在这个宇宙一个的瞬间，一个独一无二的瞬间，之前不曾存在，将来也不会再有。而我们在学校里教导孩子什么呢？我们教他们二加二等于四，教他们巴黎是法国的都。什么时候我们才会教他们认识自己？我们应该对每一个孩子说：你知道你是什么吗？你是个奇迹。你是独一无二的。全世界，没有另外一个孩子跟你一模一样。在过去那几百万年中，从未有过另一个跟你一样的孩子。看看你的身体，那是何等的奇迹！你的腿，你的手臂，你灵活的手指，你移动的方式！你可以成为一个莎士比亚，一个米开朗琪罗，一个贝多芬。你有能力成为任何人。是的，你是个奇迹。当你长大，你能伤害另一个跟你一样是个奇迹的人吗？你们必须珍爱彼此。你们必须努力，我们全都必须努力，让这个世界配得上它的子民。

  这一生中，我目睹了那么非凡的改变和进步！在科学、工业、太空探险上有那么惊人的进展！然而饥饿、种族迫害和暴政仍旧折磨着这个世界。我们依然表现得像野蛮人一样，害怕自己在这个地球上的邻居，我们武装起来对付他们，他们则武装起来对付我们。活在以杀戮为法则的时代令我悲痛。何时我们才会习惯我们乃是人类的事实？

  爱自己的国家是件自然的事，可是这份爱为何应该止于边界？我们属于同一个家庭，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兄弟都有责任。我们全都是同一棵树上的叶子，而这棵树就是人类。

  不久之前，我和玛蒂妲在滨海的塞巴村盖了一栋乡间小屋，距离圣胡安大约八十千米。我们将那栋小屋命名为“马槽”。它高高地坐落在山丘上，在蔗园之中。在我们下方，一大片海洋伸展开来，海岸线上镶着棕榈树，绿色的岛屿露出海面。那里的天空美得不可思议，我从未见过这般的落日和这么奇特的云层！一整天风都从海上吹来，据说我们就在整年拂过大西洋的信风路径上，五百年前同样的风把哥伦布从西班牙带到这儿来。那风偶尔会变得非常强劲，我们的屋顶被钢索固定在地上，有时那些钢索在夜里哼唱，就像一件奇怪的乐器。

  如今当我们在波多黎各，只要可能，我们就在“马槽”度过周末。我那么喜爱那地方！它让我想起圣萨尔瓦多。我们亲爱的朋友古艾托夫妇——罗莎和路易，常常陪伴我们，晚上我们四个一起玩骨牌。罗莎是我的搭档，她很会玩牌。我们随时记录得分，而罗莎和我通常都领先玛蒂妲和路易很多。“不要气馁，”我跟他们说，“等我一百岁的时候，你们就能赢过我们了。”

  我跟玛蒂妲移居波多黎各之后不久认识了古艾托夫妇，从那时起，他们就成了我们的密友。在我们去参加音乐节，或是当我带着《马槽》巡回演出时，他们经常陪我们同行。我们刚成为朋友时，我并不知道路易的两个叔叔曾在西班牙和忠于共和政府的军队并肩作战，其中一位名叫古艾托，是位指挥巴斯克战线的中校，后来他的两个叔叔都被法西斯分子俘虏并枪决。路易的父亲奥古斯都是波多黎各的商人，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失去了他的生意，因为他把时间全用在实现共和国的理想和创立组织上。他在共和国失败后身故，他最后惦记着的仍是西班牙，他最后的手势是举起拳头来敬礼，那是忠于共和政府之人的敬礼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