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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不清自己一共开过多少场音乐会，只晓得每年往往在两百五十场左右。有时当我行经城市密集的国家，一个月会做三十场以上，周日下午一场，晚上还有一场。那样的行程很累人，但我不曾错过任何一场演出。尽管我身强力壮，有时仍不免感到筋疲力尽。有一回在柏林，我在演出时晕倒了，不过，稍事休息之后，我还是完成了那场演奏。

  我得说那种生活方式不怎么理想。我一向不喜欢收拾行李和打开行李。即使是对一个充满活力和好奇心的年轻人来说，旅行的兴奋也会逐渐消退。在这里过一夜，在那里过一周，一路奔波，得在音乐会结束后去赶火车——那时你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湿透——彻夜旅行，第二天早上还得排练，这渐渐令人疲倦而沮丧。另外，跟结识的朋友分别也令人难过。不管我的巡回演出有多成功，当演出结束再回到巴黎时，我总是很开心。最令我愉快的则是夏天来临，我得以回加泰罗尼亚去探望父母。

  然而，尽管常常思念家乡，我却并未因此而感到寂寞。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和莫扎特总是与我为伴，而在许多巡回演奏会上，我会跟同为音乐家的好友同行，比如钢琴家哈罗德·鲍尔和阿尔弗雷德·柯尔托、小提琴家雅克·蒂博和弗里茨·克莱斯勒。而且不管身处哪个国家，不管在何处演出，是莫斯科的贵族厅，还是马里兰州一所高中的礼堂，我从未觉得自己是个身处外邦的异乡人。我很感激墨菲伯爵坚持要我学习多种外语，我后来能够流利地说七种语言，但是不管走到哪里，我主要是通过我的音乐跟人们沟通。就算母语并不相同，我们却有共同的心灵语言。即便是跨越国界，在陌生的城镇里过夜，你总是能现这种精神上的同胞之情。

  看见众人聚集在一座音乐厅里，这件事对我而言具有象征意义。当我看着他们的脸，一起分享音乐之美，我知道我们都是兄弟姊妹，是同一个大家庭的成员。尽管当时国与国之间有着不该有的壁垒，这份认知却从未离开过我，而且它将留在我心中，直到最后。我盼望有一天，世界上各民族能够齐聚一堂，以欢乐、爱与美紧紧相系，如同在一座巨大的音乐厅里！

  初次跟拉穆卢管弦乐团同台演出之后不久，我认识了哈罗德·鲍尔。他当时二十六岁，已经是知名的钢琴家。事实上，他最初是以小提琴家的身份开启音乐生涯的。他年轻英俊，眼眸闪亮，一头浓密的红。当他还是个住在英国的少年时，有一次，波兰钢琴家伊格纳西·帕德列夫斯基曾开玩笑地对他说：“有这么漂亮的头，你可以成为很出色的钢琴家。”几年之后，鲍尔在巴黎定居，他果然成了钢琴家，而且是技艺杰出的钢琴家！他尤其擅长诠释勃拉姆斯、舒曼和肖邦的作品。我们一见如故，鲍尔提议我们合作演出几场音乐会。当时是一九〇〇年，我们在西班牙和荷兰安排了几场演出，就此展开了一段愉快的维持多年的情谊。在接下来那些年里，我跟鲍尔的合作要多过跟其他演奏者的合作。我们配合得很好，彼此之间有种本能的契合，对音乐的看法也很一致。从一开始就宛如我们已经合奏多年。

  鲍尔是个令人愉快的同伴，他聪明、敏锐、观察入微、极有幽默感、模仿力很强。他喜欢读书，无所不读，旅行时总是带着十几本书。当我们乘船旅行时，他也会花几个小时在船上的图书室里翻阅、浏览图书，做大量的记，一直阅读到深夜。他跟我一样喜欢运动，我们常在船舱里摔跤。他比我高很多，可是那时候我非常强壮，常常能把他扳倒。有时我们出的声响太大，以至于服务生会到我们的舱房来看看生了什么事。鲍尔会对他们说：“怎么了？没事。我们只是在做每日的例行运动。”

  不过，鲍尔有个令他十分烦心的毛病，他晕船晕得很厉害。他试过所有能想得到的治疗方法，事实上，有一次他甚至戴上某种装置，据说那装置能把胃部肌肉固定在一个位置上，避免呕吐感。然而什么办法都没有用，那毛病真是要命。

  我们早期有一次要到巴西巡演，那是一九〇三年，我第一次前往南美洲。我们在里约热内卢和其他城市表演。安排该次巡演的人很不寻常，他之前曾安排我去葡萄牙的波多举办过一场音乐会，他名叫莫里亚·德·萨，是那种罕见的全才，几乎无所不能，而且全都做得很好。除了是个成功的生意人，他还是知名学者、优秀数学家、教科书作者、哲学家和艺术家。除此之外，他还是个出色的音乐家，小提琴拉得极好。他跟鲍尔和我一起前往巴西，有几次与我们同台演出。那次巡演结束，在我们即将搭船返回欧洲之前，莫里亚·德·萨来找我和鲍尔，很抱歉地说他无法和我们一起回去。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让他不得不在里约再多待几个星期。然后，他极其兴奋地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他刚刚遇见一个日本漆器专家，这是一门他一直渴望学习的艺术，而那专家表示愿意教他。于是莫里亚·德·萨就留在了巴西！

  跟鲍尔一起旅行从不无聊，我们常常一起经历一些事。其中一件就生在我们头一次前往巴西时，在圣保罗市。演出之前，我们在下榻的饭店里排练，没注意到时间已晚，至少是到音乐会快要开始时才觉。我们急忙换上礼服，我把长裤往上拉时，一只脚卡住了。我气急败坏地用力一蹬，结果竟把裤腿给踹破了！我吓坏了。破掉的地方看起来已经无法修补，整条裤腿的下半部分都裂了。这下该怎么办？这会儿就连鲍尔也说不出什么风的话来。我们唤来饭店服务生，把扯破的长裤拿给她看，她急忙跑去拿了针线回来。我们在一旁度秒如年，她把撕破的地方尽可能地缝好。缝补的手艺虽然不算高明，我仍然万分感激，至少我在音乐会上有条长裤可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