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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第1页）

四天以后，娜塔丽一清早飞奔到使馆后院找拜伦，跑得连头发和裙子都飘舞起来。他正在后院销毁空白护照和一叠叠签证申请书。使馆有几百张这种栗色护照，此刻都缓缓化作烟尘。这些东西一旦落到德国人手里，他们就会利用它派遣间谍和破坏分子潜入美国。成堆的签证申请书因为足以证明犹太人身分，也排在销毁名单的最前列。申请书上常常别着美元，拜伦原来打算翻阅一下，现在可顾不上了。他的任务就是尽快把这些东西都烧成灰，连自己在烧钞票也毫不在乎。

“快。快跟我走。”娜塔丽喜气洋洋地说。

“上哪儿去？”

“你就来吧。”

前门口停着一辆有司机驾驶的黑色轿车，斯鲁特坐在一个皮肤红润、头发灰白的胖子身边。“喂，这儿，拜伦！”斯鲁特的声音也显得特别高兴。“这位是瑞典大使。大使，拜伦-亨利的父亲是我们驻柏林的海军武官。带他一道去也许好一点。您觉得怎么样？”

大使用干净的小手擦了擦蒜头鼻子，精明地朝拜伦打量一下。“好极啦。的确好极啦，也许他还能做点笔记。”

“我也这么想。上来吧。拜伦。”

即使给斯鲁特输了血，他的脸色也不会更好了。拜伦一小时前刚跟他交谈过，那时候他还跟平常一样，脸色灰白，脾气固执，意气消沉。他整天在大使馆里愁眉苦脸，不断地吃药，简短地回答别人的问话，一连好几个小时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自从旁边一座楼房中了一颗炮弹、炸死了十个波兰人以后，斯鲁特就变成了这副样子。拜伦猜测，因为责任重大，把这位代办压垮了。可是此刻，他脸上有了血色，他的目光炯炯有神，就连他烟斗里冒出的一缕蓝烟也显得很轻快。当拜伦坐到汽车后座上的时候，娜塔丽突然对大使说：“我能去吗？我总是跟拜伦一道出去的。”

斯鲁特愁眉苦脸地摇了摇头。大使怀着男性的兴趣，把她上下打量了一番。娜塔丽穿一件绿色绸衣，套着一件粉红色旧羊毛衫，这身衣服是她未加思索随手从箱子里抓出来的。这身打扮使她显得俗不可耐，但富于诱惑力。“可是，亲爱的，您不害怕吗？”

“怕什么？”

“怕炮声。我们去勘察一条安全撤退的路线。”大使的英语说得很慢，但说得很好。他把一只粉红色的小手放在打开的车窗口，不管围城不围城，他的指甲总是修得闪闪发光。

“我们很可能到离前线很近的地方。”

“我听过炮声。”

大使朝拜伦微微一笑。“怎么样，让您的朋友跟我们一道去吗？”他一边说，一边让出地方给她坐。斯鲁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不耐烦地嚼着他的烟斗。

汽车一颠一簸、弯弯曲曲地向河边驶去。华沙在过去四天中受了很大破坏。一股强劲的风吹散了硝烟，柔媚的朝阳使街道上呈现出一种带讽刺意味的太平景象。但是，到处都可以看到被破坏的建筑物。成千扇窗被炸掉了，窗口暂时钉上淡黄色的胶合板。华沙城只剩下一片硝烟，到处是水泥屋架和黄色的胶合板。人行道、排水沟都被破坏，弹坑累累，主要交叉路口都设置着坦克陷阱和防御工事。在这些交叉路口上，都有神经紧张的士兵，恶狠狠地瞪着眼睛，举着机枪，手指扣住扳机，拦阻汽车。周围还能看到一些其他的人。远处响着隆隆的炮声。每当士兵放下枪，准许他们通过的时候，斯鲁特总是哈哈大笑。

“我简直不能相信，”汽车驶到维斯杜拉河上一座挤满汽车、卡车和自行车的石桥的时候，他这样说。“这一切都还依然存在。德国人不是已经炮轰整整两个星期了吗？”

“是啊，你知道，他们的破坏力并不象宣传的那么厉害，”瑞典大使说。“打的也不是那么准。”

汽车驶上架在褐色的宽阔河面上的石桥。桥下，河水在华沙和东郊布拉赫（那儿是一片矮房和绿林）之间静静地奔流。他们背后，华沙城映着硝烟弥漫的蓝天，沐浴着阳光，远远看来，越发显得安然无恙；这座宏伟的京都，有宽阔的马路、巴洛克式大教堂圆屋顶、高耸入云的工厂烟囱和许多浓烟滚滚的黑色烟柱，看起来简直象太平时代一座工业城市里繁忙的一天，只是有些地方冒出滚滚的黄色火焰，地平线上闪耀着象夏天闪电一般的火光，以及从远处传来的隆隆炮声。几辆载着士兵的公共汽车从汽车旁边驶过，士兵们在车上唱歌，开玩笑，有的还朝娜塔丽招手，冲着她叫喊。也有许多士兵骑着自行车向同一方向奔驰。

“他们都上哪儿去？”娜塔丽说。

“当然是上前线，”大使说。“这可是一场真正的战争啊。他们离开炮位，回家吃一顿午餐或晚餐，或者跟老婆睡一觉，然后再搭公共汽车返回前线打德国人。内战时期我在马德里，当时马德里就是这样。”

“我们得走多远？”斯鲁特说。在河上，从布拉赫传来的炮声更响了。

大使噘起嘴唇。“我说不上来。我们得找到校园前边有一只石鹅的校舍，过了路边一个神龛以后大概还有一百码。”

过河以后，他们看到一片废墟。一路都是颓垣残壁、被烧毁的树木和倒下的树杆。狭窄的柏油公路遭到炮火严重破坏，他们不得不经常绕到土路上行车。当轿车沿土路行驶的时候，隐蔽在树林里的一门波兰重炮突然轰地一声打响了。司机一闪车，从一棵树旁边擦过去，车里的人都从座位上跳起来。“我的天！”斯鲁特说。汽车稳定了一下，顺着布拉赫一片绿树成荫的平原驶去。他们经过一所房子，屋顶正熊熊燃烧，全家人都站在外边沮丧地观看着。每隔两三分钟他们周围就响起很强烈的爆炸声。有时他们能看到树林里炮口喷出的火焰，但是看不见炮身。有时他们看到波兰炮手在树林里紧张活动。这一切至少使拜伦感到新鲜、兴奋，而且他们似乎在非常安全的情况下欣赏战场的风光，只是为了避开弹坑，汽车才不得不在杂草丛生的地路上颠簸。可是，突然一颗德国炮弹嗖——地一声飞过来，轰隆一声在汽车附近爆炸，被掀起的泥块簌簌地落到汽车顶上。斯鲁特说：“啊呀，老天爷！我们现在可是在前线了！”

“是啊，拐过弯去大概就是学校，”大使说。但是，转过弯以后，他们只看见一个肮脏的院子，周围是四所木屋，几头猪被炮声惊动，在院子里乱窜。再往前，笔直的柏油路继续通向茂密的树林，硝烟弥漫，挡住了视线。斯鲁特说：“请停车。”

大使回头看了他一眼，用发红的手擦了擦鼻子，让司机停车。汽车在路边停下。

“我简直不相信，”斯鲁特用拳头攥住烟斗，做了个手势说。“我们现在真是象你说的，在炮兵阵地。你能断定我们没走错路，这会儿不是在德国阵地的后方吗？”大使噘起嘴。“我相信我们现在离开石桥顶多三英里路。”斯鲁特一阵哈哈大笑，猛地用烟斗捅了捅娜塔丽和拜伦。

“我可要对这两个年青人负责。我不能让他们冒这种危险。”

两辆满载着士兵的破旧公共汽车隆隆驶过，车头还挂着行驶线路的号标牌，车身两边都贴着褪了色的电影广告。士兵们都在唱歌，有几个从窗口向停着的轿车挥手，用波兰语讲俏皮话。

“我们肯定不是在德国阵地的后方，”大使说。

“但是，我们无论如何要把这两位公民送回华沙，”斯鲁特说。“对不起，咱们误会了。”

娜塔丽大声说：“可是为什么？没有任何理由要送我们回去。我好得很呢。”

“恐怕时间来不及了。”大使若有所思地摸了摸眉毛说。

“大概不到一小时就要停火。我们一回去，我就得立刻召集我的那批人。”

“我也要召集。但是，中立国人员安全通过火线反正是由波兰和德国作出保证的。”大使看了看表。“拉科斯基上校要求我们预先察看路线。我看最好还是继续往前走吧。”轰，轰，又是两发重型炮弹在树林里爆炸，一发落在左边，一发落在右边。司机开始发动汽车。

“等一等！”司机扭过头来，斯鲁特面色煞白，嘴唇直发颤。“大使，我要求您至少先把我们送回桥边。在桥上我们也许能截到一辆卡车或公共汽车。”

“可是，亲爱的先生，您也得察看路线呀。我们的人员以后很可能会在树林里走散。”

拜伦觉得心里直作呕。尽管大使的态度很有礼貌，但也遮盖不住发生的这一切，斯鲁特是代表美国的。拜伦于是说：“莱斯里，你说得非常对，应该让娜塔丽避一避。这样吧，你护送她到木屋那边等我们，好不好？我可以跟大使去探路。”大使立刻高兴地说：“这主意太好了！我们去一趟，我看，十分钟或一刻钟就能回来。”

斯鲁斗打开车门，下了车。“走吧，娜塔丽。大使，我们

在有绿色窗档的那所小屋里等你们。我看见窗口有一个妇女。”

娜塔丽却坐着不动，看看斯身特，又看看大使，嘴角露出不快的表情。最后大使操着生硬的欧洲口音对她说：“亲爱的，请您照我们说的那样做吧。”

她猛地跳下车，砰地一声关上车门，就朝木屋跑去。斯鲁特连喊带叫，紧跟在背后追她。轿车沿着小石子路疾驰而去。前面烟雾淡薄一些。车行了不到半英里路，就看见一个神龛，那是一个木棚，里边有一个油漆得很俗气的耶稣木雕像，钉在金色的十字架上；离神龛不远就是一所学校。校舍前边有一只石鹅，周围栽着红花，几个士兵在石鹅旁边聊天，散步，抽烟。拜伦心里想，要是莱斯里-斯鲁特能再坚持那么三四分钟，也不至这样出乖露丑。土块往汽车顶上掉的那一刻，真是他倒了霉。拉科斯基上校一见瑞典大使，就兴冲冲地奔出来拥抱他。拜伦觉得，他情绪好得几乎有点不真实，参谋部里的军官们面对着挂在墙上的一张前线军事地图所标出的坏消息，也显得过分轻松：地图上的华沙城已被一个很粗的大红圈完全圈住了。校舍的另外几面墙上挂着色彩明亮的幼儿园的图画。拉科斯基身材魁梧，蓄着亚麻色山羊胡，一只大酒糟鼻，一看就知道生活上养尊处优；他领着客人走出后门，顺着一条铺满树叶的小路，来到混凝土构筑的炮兵阵地，满脸胡子、浑身污泥的士兵，打着赤膊在码炮弹。上校打手势要客人继续朝前走，自己爬上一个不太陡的水泥斜坡，然后登上沙袋。拜伦跟在大使后边。他们眼前是一片林木茂密的平原，向东绵延，可以看到疏疏落落的房舍、农场和三个相距很远的教堂尖顶。拜伦知道那一股股浓烟是从德国炮兵阵地喷出来的。

大使和上校爬上坡后，气喘吁吁，指着教堂尖顶滔滔不绝地讲起来。大使还匆匆做着笔记，偶尔翻译一些给拜伦听。根据停火协议，他说，中立国难民将在没有波兰人护送的情况下，穿过火线到达德国防地，要朝最远那座教堂的方向走，德国国防军会派卡车在那里接他们。拉科斯基上校担心有些难民可能因为小路的路标不清楚，走到通向另外一座教堂的那条路上，结果德国人保证的两小时休战期满，他们就会处在作战双方交叉的火力下。因此，他请瑞典大使出来，事先把路线勘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