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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章（第1页）

如果他从来本本分分老实做人，不结交阿义阿华那些混混，可能早已饥寒交迫横死街头。

如果他不是因为一支手表，阴差阳错入得帮会，他与傅斟两人自然没机会相识。

如果他没蓄意设计，绑架傅斟，又怎么会受九爷青眼相加收为义子，进而与傅斟朝夕相处。

如果他不洞悉先机除掉傅元白，傅元白怎能容他来日羽翼丰满，与自己挣天下。

他要活着，就得去拼杀屠戮。要活得好，就不得不机关算尽。他不是没有爱，可是不活下去，拿什么去爱，不活得风生水起高高在上，有什么资格被人爱。

他也曾无数次的悔过，可是悔过悔过，就算再后悔，也没有一件事，可以重新来过。

从前傅斟赌气发火，君先生总是冷淡又笃定的说：别理他，睡一觉明天就好了。可是这一次，没有明天了。

一九三七年的十二月，蒋委员长为了阻止日本海军大规模溯江西侵，提出了封锁长江的计划。上海船运业界积极响应。君先生征得我的同意，随其他老板一起，开出轮船行驶至江面凿沉，阻塞了长江航道，迟滞了日军的进攻。

至此，傅斟与他的元亨一起，彻底的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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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记忆的句点

上海解放前夕，龙二全家去了台湾。只有她一个人留了下来。

我曾经一度认为，像龙二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者。她有钱有权，有身份有地位。国兴国亡，民生民苦，自由平等，这些又与她何干？能为了信仰抛下自己既得的利益，能为了毫不相干的人去冒险牺牲，才当得起伟大二字。

建国后，为了响应政策，她名下的产业转变为公私合营。慢慢的，又全部变为公有。她的豪宅被贡献给了国家，以分配给更多的无产阶级劳苦大众居住。她自己先被安排在市妇联工作，但是因为她惯常高傲挑剔的臭脾气，不知不觉得罪了不少人。职位一调再调，一降再降，最后在区图书馆挂了一个闲职，靠微薄的工资度日。

后来的她再没穿过油亮的小牛皮马靴，衣服再不是光洁笔挺，上面也再没有了一颗颗白果大小的金扣子。取而代之的是肥大的蓝劳动布上衣，缀满密密麻麻的补丁。

文革开始不久，这个曾经叱咤风云、总是对别人的逃避和懦弱充满讥讽的龙二小姐，在曾经属于她的金融大厦顶层，跳楼自杀了。

女人是柔韧而脆弱的动物，可以承受无尽的苦难，却难以容忍些许的背叛。对爱情如此，对信仰，也是如此。

我曾经的爱人阿东哥，解放后成了一名光荣的国家干部。一直在上海工作。他果然没有再来找我。

一九五一年，镇反运动开始。很多有帮会背景的人都在这次运动中受到了波及。作为同生会的大小姐，我自然不能独善其身。

我被揪出来游街示众，站在缓缓开动的押解车上，身处于一群牛鬼蛇神之间，驮着大块的木牌子，上面书写着我的一项项罪名：黑帮女头目、反动派、国民党走狗、□。厚重的木牌坠得头颈生疼。当我徒劳的抬起头挣扎的时候，围观的人群中，见到了阿东哥。这一刻，他假装不认识我了。遮遮掩掩的瞥过来一眼，立刻弹开。

从前他说为了国民天下，我便信他帮他等他。如今他齐家安身治国平了天下，国是他们的国，民是他们的民，天下自然是他们的天下。我被排除在外，成了敌人。

我曾为了他去阻挡秘密警察，曾为了他度过无数个不眠之夜。我曾为他的组织贡献了大笔的银元，我曾冒着被枪毙的风险帮他运送药品。我曾默默无语毫无怨言的等了他十年。后来我们陆陆续续的又偶遇了几次，他竟慢慢坦然的对我视而不见了。

曾几何时，傅斟说过：心一变，什么都理所应当了。

文革时，有人写信揭发他当年为红军运送的药品，是靠出卖肉体与敌人搞不正当关系换来的。他被拘押审查。她老婆来找我，恳求我出面证明他的清白。

我认得这个自称她太太的女人，正是那一年与他假扮夫妻的革命同志。我拒绝了她，望着她那张绝望的脸，心满意足的告诉她，写检举信的人就是我。她震惊又愤怒，不顾自己斯文得体的形象，恶毒的诅咒我死后下地狱。

我不怕这荒唐可笑的诅咒。此刻，我活着，就活在地狱之中，又何必害怕死后再下地狱。

或许是命运的玩笑，或许是坏分子的臭味相投，我和阿三最后走到了一起。

很长一段时间，我十分瞧不起阿三。他和我说话总是战战兢兢，生怕惹恼了我。永远不会闹脾气。永远没有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只会说：是、对、同意、可以、好的。永远唯唯诺诺的笑。甚至让人记不清他的长相。

我总骂他：“孙孝三，你能不能像个男人一样，拿出点自己的主意？你是谁的奴才吗？”

可是阿三总嬉皮笑脸的回答说：蔓华小姐，我懂得东西不多，也没读过什么书。我怕我说的做的会让你不满意，惹你生气。我只是想对你好，你说得，我就觉得对。你做的，我都觉得应该。你要的，我就尽力给你。你想走，那走到哪我只跟着就是了。

互生情愫彼此感同深受的两个人，并没有如书里说的那样，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我看不惯他那股子低三下四奴才相的同时，他也颇苦恼我大把穷奢极欲的堕落习惯。贫贱夫妻百事哀，更何况是罪孽累累被打倒被专政的一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