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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了，周围的一切也随之归于沉寂。黄安县城内的红四方面军总部却还灯火通明，房间里笼罩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紧张气氛，不时有参谋人员神色匆匆地手持电报、文件进进出出。

从三月至五月，在近三个月的时间里，红四方面军四处出击，先后歼灭国民党地方武装及驰援之敌共四万余人，俘虏国民党军总指挥一人，旅长六人，还有十几个团长及两万余国民党军士兵，缴获了大量的枪支、火炮、电台等军用物资，解放了大别山区内的县城数座，只有麻城一直未被攻破。南京的蒋介石坐不住了，思前想后决定亲临设在武汉的“剿匪”总司令部督战，并在庐山之上召开了五省“剿匪”会议。会后，整个鄂豫皖根据地的形势急转直下，直接参与“围剿”鄂豫皖红四方面军的中路军司令部设在信阳，后期移至广水。三十多万国民党中央军的到来，带给鄂豫皖红四方面军的是不能承受之重。这些部队经过和红军几年的交手，也不断地总结着经验，进攻之初就提出了“纵深配备，并列前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的战术，兵锋直指黄安、七里坪和新集等鄂豫皖分局中心区要地。他们每占领一地，就动员组织已经外逃的土豪劣绅回乡执政。

此时的红四方面军已经在临时中央“南下麻城，实现威逼武汉”这个冒险计划的指导下不停顿地进攻了近三个月，麻城久攻不下，所以，国民党军的“围剿”一开始就使红军陷入了被动局势。当时徐向前、陈昌浩接到张国焘命令，要马不停蹄地南取麻城，众多将领都在喊累，徐向前还安慰大家说：“现今张主席命令我们攻打麻城，军人唯以服从为天职，我们照做就是。”

到了这年的八月初，形势已经极为不利，最后打成了阵地对阵地式的消耗战，不利战报也接二连三地呈报到总部。总部机关人员的脸上再也没有了前一段时间的笑容，大家脸色凝重，进出总部送文件和电信班送电报的参谋干事大都是一路小跑。

也许和心情有关，这一年的夏天让人感觉特别闷热，连空气似乎都是凝固不动的。老天既不下雨也不刮风，城外的稻田龟裂了，总部院子里的树叶也都被旱得卷曲了起来，整个世界似乎都暂时失去了生机与活力。忙碌的节奏，紧张的氛围，人们在慌乱中甚至来不及擦掉脸上的汗水，长时间的压抑，长时间的紧张，人们都在默默期盼着老天爷能够下一场大雨，哪怕是短暂的滂沱也好！

这天午后，一名参谋手里拿着一份电报，快步跑到作战室，他在门口立正喊：“报告。”

徐向前上前几步，从参谋手里接过电报，看了一遍，然后绕过会议桌，把电报递给站在作战地图前面的张国焘，满脸焦急又带着些许恳求地说：“国焘同志，不能再犹豫了！现在敌人东西北三线都已迫近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再这样犹豫不决，咱们这点老本就要拼光了，现在保存实力最重要啊！”说完急得直跺脚。

一脸阴沉的张国焘，双手交叉着使劲搓了几下，盯着手里的电报看了一遍，走到会议桌前，把电报拍在桌上：“命令。”陈昌浩赶紧拿出纸笔。张国焘继续说：“第四军十一师、十二师和第二十五军七十三师放弃围攻麻城，迅速赶赴黄安以西地区集结，迎击来犯之敌。”说罢一屁股坐在了凳子上，先用手捂住脸，稍后，双手由脸颊往上一直捋到脑后。这是他每次作罢一项重大决定之后的一个习惯动作。

陈昌浩复述了一遍命令，然后把手里的纸递给等在门口的参谋：“马上发给十一师、十二师和七十三师。”

徐向前长吁了一口气，也跌坐到凳子上。他看着张国焘：“我提议，总部也应该做好放弃黄安城随时撤离的准备。”

徐向前平时是一个说话不太多的人，但是打起仗来，十分果断，说了就算数，不完成任务是不行的。凡是经过他仔细考虑后下定的决心，除非情况有了重大的变化，否则绝不会动摇。

张国焘看看徐向前坚定的目光，又看看陈昌浩，失落的脸上黯淡无光，之前的精气神也消失大半，有些无奈地低声说：“好吧，看来也只能这样了，辛苦二位了，你们分头去准备吧！”

徐向前和陈昌浩也没有说话，抓起各自搁在桌子上的军帽，匆匆离开作战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