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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节（第2页）

这八位藩王恰好在《晋书》中被合在一个章节，而他们几乎都牵涉政变，故有“八王之乱”的说法。不过，假如更严谨地分析，老实巴交的司马亮仅仅是被杨骏排挤，而他自己并没有主动挑起政变，故不应列入“八王之乱”的行列。再说暴虐的司马玮，甘愿充当贾南风的马前卒，确实引发了一场政变，更导致司马亮和卫瓘家破人亡。但是，司马玮和后面那几位藩王之间，毕竟隔着长达十年的相对稳定的元康年，即贾南风、张华、裴、贾模执政的时代，故把司马玮跟后面政变的藩王连在一起也稍显牵强。而真正挑起战争，并引发极大动荡的藩王，准确地说应该是司马伦、司马冏、司马乂、司马颖、司马颙、司马越这六位。此外，还应该算上——

淮南王司马允（司马炎第十子）——率七百死士围攻叔祖司马伦，在阵中遭到刺杀的失意“皇太弟”（实则，他只是想当皇太弟未遂）。

新野王司马歆（司马懿第七子司马骏的儿子）——在勤王战争中充当堂侄司马乂的跟班，攻打堂叔司马伦。

新蔡王司马腾、高密王司马略、南阳王司马模（司马越的三个胞弟）、范阳王司马虓（司马越的堂弟）——参与公元305年至公元306年那场大乱战，帮司马越打败了司马颙。

这样说来，从元康年结束至今的六年间，挑起或参与政变、战乱的藩王总共有十二位。只是“十二王之乱”读起来要比“八王之乱”拗口罢了。

一大家子人就这么没完没了地你杀我我杀你，倘若司马懿、司马孚、司马师、司马昭他们在天有灵，绝对能气得掀开棺材板，跳出来诈尸。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想当年，无论是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还是司马炎，无一不是雄才大略的杰出人物，但为什么仅仅到了司马衷这一代，国家就一下子乱成这副惨象？很多人说，魏朝时，曹丕扼制藩王，皇权旁落，而晋朝时，司马家族吸取了魏朝的教训，极大增强藩王的实力，结果适得其反，导致了这样的结局。

这说法片面了些。司马炎在世时虽然相当优待藩王，但藩王其实并没控制多少军队。史书中明确记载了晋朝初年藩王的统兵数量——大藩王五千人；中藩王三千人；小藩王五百人。当时，淮南相刘颂甚至还认为藩王军力不足，提议增加藩国军队的数量。而在“八王之乱（十二王之乱）”时，藩王动辄就兴起数万甚至数十万大军，当然不是藩王政策的缘故。再者，司马炎时代，也没有一个藩王想回自己藩国发展势力，他们无一不是赖在京城安享繁荣富贵。

还有人说，司马炎临死前派出大批藩王担任外州都督，这是祸乱的根源。但这说法也不严谨。二愣子司马玮倒是荆州都督，但他发动政变是在他只身来到洛阳之后，且根本没动用他的荆州军团。篡国者司马伦也一样，他们都是利用皇城禁军夺权。至于司马冏、司马乂、司马颖、司马颙、司马越这五位，他们担任外州都督都是在司马炎死后，政局已经开始动荡，且出于种种缘由，迫不得已才被排挤出朝廷的。

由此，纵使司马炎没有采取优待藩王的政策，后面必然还是会掀起同样的动荡。退一万步讲，就算司马炎压制了藩王，后面或许就是“某某外姓权臣之乱”了。因为人的私欲是没有止境的，而种种社会制度正是帮助人们克制私欲，一旦制度出了问题，人心中的私欲就会无限滋生蔓延。

不幸的是，在古代，制度的重要环节取决于一个人——皇帝。

皇帝无能，凭什么我要听他的？其实不只是藩王，每个人都会生出类似的想法。

所以说，一切的根源，还是应该归咎于司马炎硬要立司马衷为皇太子这件事。有句话叫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客观地评价，虽然司马炎是个一统天下的开国明君，但他这个皇帝当得太不进入状态，当他爱子之情泛滥时，就把他应尽的责任忘得一干二净了。

再有，我们不得不提及晋朝的企业文化，像魏朝一样不健康。

众所周知，晋朝的建立是经由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不断蚕食皇权才得来的。看看“八王之乱”中的藩王，在史书中多次提到，司马伦掌权后效仿“宣（司马懿）、文（司马昭）辅魏故事”，司马冏掌权后效仿“宣（司马懿）、景（司马师）、文（司马昭）、武（司马炎）辅魏故事”，司马颖掌权后“制度一依魏武（曹操）故事”，这些难道不能说明问题吗？

前辈都这么干了，子孙后代自然是学得有模有样。

借着公元307年新皇帝司马炽登基之际，我们总结了历史上著名的“八王之乱”。这场动乱像一次规模庞大的洗牌，把那些利欲熏心又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藩王逐一淘汰出局。必须要说明的是，到这个时候，“八王之乱”并不算真正结束，因为“八王”中最后的胜出者——东海王司马越依然健在，还活得欢蹦乱跳呢！

世家的天下：③重生

第五章　王与马的天下

东海王幕府

司马炎总共生了二十五个儿子，却硬生生把智障者司马衷托上了皇位。事与愿违，司马衷因此度过了悲惨的一生，最后不得善终。也因为这个荒唐的决定，司马炎寄予厚望的孙子司马遹惨遭儿媳贾南风毒手。过了这么些年，司马炎最小的儿子司马炽居然继承了皇位，这绝对是司马炎始料未及的。

司马炽登基是在公元307年1月11日，按照农历则是此前一年的十一月二十一日。这算捡了个小便宜，因为他只要再多等一个多月就算第二年了。到农历正月大年初二，即公元307年2月20日，司马炽宣布改元永嘉。永嘉年会持续五年之久，在这五年里，我们将见证汉族历史上一场重大变革，当然，从另一个层面来讲，这也是汉族历史上一场空前的劫难。不过在永嘉元年初，也就是司马炽刚刚登基的时候，大部分人绝想不到日后的悲剧，且无不认为局面还有转机。

人们心存希望，很大原因是司马炽口碑颇佳，在西晋这一连串跌宕起伏的政变和战乱中，他始终保持低调，一心苦读圣贤书。

“往后能重现武帝（司马炎）的盛世了。”

世间生出这美好愿望的同时，也意味着“把政权还给皇帝”的政治舆论尘嚣直上。这对东海王司马越而言，绝对不是件好事。

摆在这君臣二人面前的首要难题就是，如何处理跟对方的关系。

司马炽虽然是被司马越抬上皇位的，但很遗憾，二人的蜜月期仅仅两个月就结束了。司马炽决定以强硬手腕跟司马越一较高下。前面讲过，司马颙秉政时封司马越为太傅。时下，司马越虽然是首辅重臣，但他没来得及给自己争取到都督中外诸军事（中央军最高统帅）的职权。而且，他离开洛阳两年多，也没办法把手插进皇城禁军中。这让他的腰杆没那么硬气。司马炽正好钻了这个空子，他什么事都想管，誓要把政权握在自己手里。

司马越很不爽，他心想：与其在洛阳天天跟皇帝怄气，不如回自己藩国另谋发展。

但新皇帝司马炽实在不是个善茬儿，他直接否决了司马越的请求。司马越是真不想在洛阳耗了，君臣二人扯了半天皮，最后，司马炽同意让司马越去许昌。

不管怎么说，司马越总算不用再看皇帝那张臭脸了。

永嘉元年，公元307年5月，司马越离开朝廷出镇许昌。他吃了没有兵权的大亏，来到许昌后立刻着手部署自己的势力——二弟司马腾任司隶、冀州都督，三弟司马略任荆州都督，四弟司马模任秦、雍、梁（位于益州和雍州之间的汉中一带）、益四州都督（益州在氐族人李雄之手，这算虚衔）。如此，司马越四兄弟手握全国各州兵权，而洛阳的朝廷，就由着皇帝自己折腾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