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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2页）

杜卫东的出身和“几分区”并不搭界，他压根儿就不是中国人，而是个纯粹的日本人。他的父亲杜源平五郎是外文编译局请来的外国专家，长期在中国工作，杜卫东从小就生长在北京，说得一口京油子话。“**”前他不叫杜卫东，叫什么谁也想不起来了，反正是日本名字。1966年红卫兵运动兴起时，北京的大学、重点中学，都有外国留学生。这些外国学生也不可避免卷入了“**”。在北大附中读初二的杜卫东表现得比他的中国同学还要激进，他把自己的日本名字给改了，改叫“杜卫东”，意思自然是要保卫毛**了。他很执着，不管毛**是否需要他保卫，反正他是打算保卫到底了。

“**”开始后，杜卫东也和中国的红卫兵一起造起反来。不知为什么，他莫名其妙把自己也划为“干部子弟”，愣说他爸爸享受司局级待遇，勉强也算是“高干”。老红卫兵的历次活动——成立红卫兵纠察队、以“联动”的名义冲击公安部等他都参加了。

“大串联”开始后，他联络了几个日本孩子，也扛了面红旗徒步去“长征”。在延安枣园，杜卫东向接待方提出，他们是日本左派，是来中国取经的，回去准备在东京进行武装起义，推翻日本反动派的统治。在未来的战斗中，他们可能会牺牲，在牺牲之前他想在毛**住过的窑洞里睡一夜。对于一个马上就要牺牲的人来说，这个要求并不算过分，接待方同意了他的要求。但由于有这类要求的外国人太多，所以作了一些限制，每人只能在毛**住过的窑洞里睡两个小时。杜卫东睡了两个小时还觉得不过瘾，又花了两时间排队，再度体验了一次毛**住窑洞的峥嵘岁月。从延安出来，他们又徒步“长征”去了韶山，他神情肃穆对身边的几个日本哥们儿说：“如果毛**当年不走出韶山去革命，中国会像今的日本一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当然，这都是杜卫东1966年、1967年这两年的表现。他是个喜欢跟潮流的人，既然杜卫东也属于“老兵”圈子里的人，那“老兵”干什么杜卫东当然也干什么。时间进入1968年，当年的老红卫兵们在政治上早已失势，他们心灰意冷远离了政治，干起了打架、拍婆子的勾当。此时的杜卫东自然也不会闲着，他也弄了身将校呢穿上。他父亲杜源平五郎的工作关系归外国专家局管理，于是杜卫东也像北京大院里的孩子一样，对外交谈时总有个归属问题，所以他自称是“外交部的”，也成了道道的京城顽主。

钟跃民有时碰见杜卫东就拿他开心：“卫东，你丫怎么还没走？”

杜卫东说：“我他妈走哪儿去？”

钟跃民说：“有你这么办事儿的吗？咱们那东京武装暴动的计划可是两年前就制订好了，怎么现在还没动静？要都像你这样磨磨蹭蹭，世界革命还干不干了？咱不是最后还要到美国打白宫吗？”

杜卫东说：“狗屁，那不是两年前的作战计划吗？早他妈改戏啦，攻打东京那样的大城市，咱们的力量够吗？这分明是‘左倾’盲动主义，万一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失算谁的？咱还是得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子，世界革命也不是一半的事儿，着什么急呀。我现在的工作性质变了，主要是动群众，等待革命高潮的到来。”

这些套话都是从当时的广播中学来的，成了钟跃民等人穷开心的语言。

杜卫东到底是大和民族的种儿，打起架来心毒手狠，骨子里有种嗜血的渴望。他和钟跃民合伙打过几次群架，杜卫东总是带着刀子，出手便见血。钟跃民从杜卫东身上体会到老爸当年和日本鬼子打仗的确很不容，这小鬼子真是挺强悍的，难怪当年战争打了8年才惨胜。

冰场的一角，两伙青年正准备进行一场厮杀，冰场的各个角落仍然有人流涌向这里，人越聚越多。

杜卫东穿着一件呢子军装上衣，他最近喜欢剃光头，大冬的故意光着刮得泛青的脑袋，显得很是与众不同，他正和一个穿棉军大衣的青年对峙着。

穿军大衣的青年从袖子里掣出了一柄日本****，刺刀在水银灯下闪着寒光，他沉着提刀在手，问：“哥们儿怎么称呼？”

杜卫东接过***下人递来的斧子，漫不经心回答：“外交部杜卫东。你呢？也报报名嘛。”

那青年笑了笑说：“和平里的，人称‘雷’。”

杜卫东嘲讽说：“绰号倒挺唬人的，干吗不叫‘***’？”

雷冷冷回答：“哪儿这么多废话，咱是单练呢还是一起上？”

“随便，我奉陪就是。”

钟跃民带着袁军等人从圈子外面挤进人群，杜卫东微笑着向他点点头打招呼：“跃民，咱们可有日子没见了，你丫最近忙什么呢？”

钟跃民问：“卫东，怎么回事？”

雷轻蔑上下打量着钟跃民。

杜卫东懒洋洋说：“谁知道怎么回事，有个小子不长眼撞了我一下，我给他两个嘴巴，这哥们儿就不干了，说我打狗欺主，我打了又怎么样，谁让他不长眼？”

雷露出一脸凶相：“我看你是活腻了。”

杜卫东说：“跃民，你用不着出手，在旁边看会儿热闹，等我剁了丫的，一会儿请你去老莫吃饭。”

钟跃民伸手拦住杜卫东，转身问雷：“你是和平里的，吴平津你认识吗？”

雷绷着脸道：“别跟我提这个，我谁也不认识，就认识我这把刀。”

袁军从挎包里抽出菜刀：“给脸不要脸是不是？我剁了你丫的。”

钟跃民拦住袁军：“冰场上不是打架的方，谁把谁放倒了也脱不了身，我看咱们约个方怎么样？”

雷把刺刀揣回袖子，无所谓说：“好啊，那咱们就约个方，后上午1o点在月坛公园怎么样？”

杜卫东收起斧子道：“就这么说定了，谁不去谁是孙子。”

钟跃民向围观的人群说：“行啦，不是说好了吗？大伙都散散，都别扎在这儿，冰面都快被压塌了。”

人群渐渐散去。

杜卫东铁青着脸对钟跃民说：“跃民，后带上你的人给我助助威，我非剁了这小子不可。”

钟跃民大包大揽道：“没问题，我肯定去。这小子叫雷，和平里有这一号吗？我怎么没听说过？我看这孙子是欠收拾，后你能叫多少人去？”

杜卫东回答：“有个百十号人就够了，再多了就耍不开了。”

钟跃民说：“人多了就打不起来了，这我有经验，两拨人里肯定有互相认识的，一打招呼，得，说合吧。”

杜卫东咬牙切齿说：“去了再说吧，我倒希望和那个雷单练一场。”

袁军见这场架没打起来，觉得很扫兴，便埋怨钟跃民多管闲事：“你跟他废什么话？上去一菜刀剁了丫算了，还和他约什么？没准儿到了后我还懒得去了呢。”

钟跃民忽然想起了什么：“咦，袁军，你还欠我一顿饭呢，好像是侨饭店吧，你怎么连提也不提啦，装糊涂是不是？”

袁军一脸的无辜：“是吗，我怎么一点儿印象也没有，你是把梦里的事当真了吧？”

钟跃民抓住袁军的胳膊一拧，问道：“看来我得提醒你一下，再仔细想想，想起来没有……”

“哎哟，你丫轻点儿，想起来了，我终于想起来了，好像是有这么回事，明……明就去，行了吧？”

“这就对了，年纪轻轻的记性怎么这么差？看来提醒一下是很有必要的。”

1968年的北京，偌大一个城市，只有两家对外营业的西餐厅：一家是北京展览馆餐厅，因为北京展览馆是2o世纪5o年代苏联援建的，当时叫苏联展览馆，它的附属餐厅叫莫斯科餐厅，经营俄式西餐。中苏关系恶化以后才改成现在的名字，但人们叫惯了以前的名字，一时改不过口来，北京的顽主们干脆叫它“老莫”。另一家西餐厅是位于崇文门的侨饭店，经营的是法式西餐，不过这种法式西餐已经完全中国化了。

这两家西餐厅是当时京城的顽主们经常光顾的方。其中的侨饭店用餐环境还算是比较考究的，墙壁上挂着装饰性的油画，内容也不显得很激进，餐桌上铺着雪白的桌布，每张餐桌上都摆放着精致的桌牌和一种用玻璃制成的调料容器，椅子都是带弹簧的软椅，椅垫和椅背都套着米色的布套。还有一点很重要，这里的女服务员都很年轻，而且没有太丑的。

袁军自从卖古瓷瓶得了钱后，一直过着“花酒”的生活，说话都比以前气粗了，感觉上已是一览众山小了。他的这种感觉得到钟跃民、郑桐等人的怂恿，大伙儿巴不得袁军保持这种富人的感觉，直到这钱花完为止。于是大伙儿见了袁军就拼命吹捧，都说袁军是个仗义疏财的汉子。什么叫顽主？先是仗义，一掷千金，拿钱不当钱。郑桐说他平生最烦的就是抠抠搜搜，有点儿钱就恨不得在贴身裤衩上缝个兜儿，把钱藏进裤裆里，那叫爷们儿吗？袁军不是傻子，他当然知道哥儿几个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客气，但是不管真的假的，互相吹捧总比互相诽谤要好。何况这钱明摆着得花光了算，不然他们能饶了你？总之，无论他们是吹捧你还是诽谤你，结果都一样，不如主动点儿，落个仗义疏财的好名声。

钟跃民、袁军、郑桐、二毛子等人围坐在侨饭店的餐桌前闹闹嚷嚷点菜，身穿白色工作服的女服务员站在一边准备记菜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