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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院住着死者蒋某的叔婶，听到胡氏的声音，就点上油灯前来查看，叔婶二人走进胡氏的房间，看见蒋某的尸体倒在地上，墙根有个洞，床上的被子不见了，胡氏的衣服也不见了。打开大门探视，已经杳无人影。洞口的泥土上留有脚印，隐约听到邻近村子里有追赶强盗的声音。

  第二天，报知乡保和团并到县里报案。当时缉盗的命令很严，知县徐钧担心受到处分，就授意捕役说这不是盗案，并以胡氏姑嫂谋杀蒋某来掩盖此事。徐知县验尸后，见尸体上没有伤痕，就胡乱指着死者背上的旧爪痕说那就是致死的伤口。又因为没有凶器，就在屋内篾墙上找了一根篾匠用的弯针，说这就是凶器。

  徐钧又将胡氏姑嫂锁到观音崖掌责数十下，又用木扁担各压杠一次。胡氏姑嫂受不了，差役们就在旁边教胡氏姑嫂怎么怎么招供，姑嫂二人于是就认了罪。

  我将徐钧调到省里申饬，徐钧仍然不服。我又命成都知府怡昌和委员李向昺提集全案人证，在按察使衙门会同徐钧复审此案。徐钧见刑书、仵作和差役都招供了，才无话可说。这天晚上，徐钧来到李向昺的寓所，求他关照一下。李向昺告诉他：“如果尸体上有伤痕，那么我们就再开棺检验；如果没有伤痕，那么我不敢为了顾全与你的关系而把无辜的人判死罪。”徐钧说：“尸体上的确没有伤痕，所谓阴囊受伤，都是师爷张友搞的鬼。”

  徐钧知道，这个案子平反后，自己肯定要被弹劾撤职，就请学政彭学莪给我写了封信。彭学莪说徐钧是他的至亲，能够带过就带过，实在不行就让他称病辞职算了。琦相也接到山东巡抚陈庆偕的信，请他放徐钧一马。琦相便不再追究此事，徐钧随后也称病辞职。

  案子审完后，我让胡氏姑嫂脱下囚衣，交给亲属领回。既然没有追究徐钧的责任，那么参与其中的刑书、仵作和捕役等，当然也不便追究。这个案子如果不是委员李向昺苦心研究，查出实情，一定还会被徐钧纠缠下去，平反将遥遥无期。可恨徐钧，堂堂一个知县，为了逃避缉盗不力的处分，竟忍心以凌迟重罪来诬陷无辜的人，实在是天理不容啊。

  牢头绑官差

  井研县的差役将人犯押解到省，然后就到总督衙门喊冤说：资州的牢头周鸣同等人将他吊起来拷打以勒索财物，并且说凡是入监的人犯无不被这些人凌虐拷逼；资州的吏目（知州下面佐理刑狱并管理文书的人员，品秩为从八品、从九品或不入品流）姜淳得到这些人的好处后，就纵容他们胡作非为。琦相派候补知州郑安仁前往彻查。

  牢头周鸣同，因为将父亲推倒在地并致老人死亡，被判监禁终生。他在监狱里呆久了，当上了牢头，就在监狱里开小押（一种典当形式），收很重的利息，利滚利地盘剥囚犯。后来他还可以随意出入监狱。有一个女犯入监，周鸣同将她强奸了，吏目姜淳知道了不依不饶，周鸣同就送了姜淳二百两银子，姜淳也就不再过问了。凡有人犯入监，周鸣同就带着缓决的犯人将来的犯人吊在柱子上，用水桶盛水挂在犯人背上，还强迫犯人用嘴吹夜壶，还给犯人上竹签勒索财物；总之人犯不给到他们满意的钱银，他们就不停下来。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还只是吊打勒索同监的犯人，后来就展到勒索临时寄监的人犯，再后来就连办案的差役也不放过。周鸣同每次孝敬姜淳白银四十两，前后一共送了四百多两，姜淳的家人也得了八九十两。

  井研县的差役押解犯人到省里，经过资州，在资州监狱借住一夜，牢头周鸣同等人就将犯人和差役一起吊打勒索，犯人和差役都被折磨得痛苦不堪。井研县的差役到资州的知州衙门喊冤，知州舒翼问明了情形，就将周鸣同传到衙门责罚，打算将他枷号在监狱内一段时间。周鸣同得知后，便命令犯人们鸣锣击鼓，并放火焚监——幸好被扑灭了。知州舒翼害怕了，不敢再追究此事，就将周鸣同放了。

  差役告到省里，琦相派委员查得实情，将案子提到省城审理，将周鸣同等三个犯人按原来的罪名分别在秋审后处以死刑，吏目姜淳也被判处绞刑，姜淳的仆人被判处徒刑，知州舒翼因失职被降职。

  四川的刑事案件数目之多，天下第一。很多州县官员凭自己的意思任意判决；有些案子报到省里，或者是递上来的卷宗，臬司衙门稍不注意，就会造成冤案，从而生出很多麻烦。仁寿县县令恒泰，将一起强奸重案逼迫被害人承认通奸，如果不是我将案子提到省里在臬司衙门亲自审问，那么道光二年山西阎思虎的闹剧就会在四川重演。

  至于其他把仇杀判成奸杀，把小偷打成大盗以及将犯人装笼置卡凌虐致死的冤案不知凡几。

  成绵道徐有壬，琦相不喜欢他留在省里，每次排班接见的时候也不叫他，命令他到省城以外督办缉盗事宜，并兼带清理号房。徐有壬行经成都、绵阳、资州等州县，不到半年时间就刑戮了八十多人，听说有时甚至先责打人犯两三千小板后才将犯人处死。我听代理绵阳知州的李象昺说：“徐道员引用法律不是很准确，这中间有很多人是含冤而死的。”徐有壬办理的这些案子，都没有向臬司衙门汇报，也没有留下卷宗。当时啯匪案件众多，琦相意在从严，所以徐有壬才得以杀伐自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