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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的教诲

  八月十四日，我到达京城，住在彰仪门外的天宁寺。十八日我奉召到静明园。第二天，皇上在勤政殿东暖召见。皇上问我什么时候从陕西动身，沿途经过哪些地方，收成怎么样，出身履历以及老家哪里等，我都一一据实回答。皇上又问：“你当年外放朔平府，是因为京察一等吗？”我叩头回道：“是蒙皇上特简的。”皇上又问：“你升任陕西粮道，也是我特简的吗？”我叩头答是。皇上说：“今天就谈到这里，你明天再照例递牌子吧。”我点头退了出来。

  回到寓所后，就忙着拜访各位军机大臣和值班的章京，接着拜见上书房的几位大学士。刑部尚书杜受田托我在路过山西时，务必与布政使刘源灏商量一件事，说他的同乡王继兰在平定州知州任上丁忧，写信说闹了亏空，非得上司援手不可。先前杜尚书已写信给刘源灏，可是一直没有回音。他请我在路过山西时，一定帮帮忙，我只有唯唯答应而已。其实，属员亏空，如果是捐摊杂款，上边或许可以通融，或者让后任代为弥补；但如果亏空的是正款，上司又能怎么办呢？何况我是一个过路官员，又不是山西本省藩司，更帮不上什么忙，姑妄听之吧。

  二十日，皇上再次召见我。

  皇上说：“四川的刑名事务，在全国各省中是最多的，你当过京官自然是知道的。每年秋决时，四川省就要整整一天，缓决的黄册子堆得到处都是。四川实在是戾气集中之地，开肠破肚的案件，层出不穷。我看缓决的册子中，有很多是够得上立决的，只不过因为杀的太多了，就稍微从宽而已，实在是诛不胜诛啊。你到任后，要自己拿定主意，不要信那些品德低下的师爷说的什么救生不救死的歪论。那些人又有什么学识，有什么见解？不过是拿积德行善的话骗骗人罢了，殊不知让死者含冤，让凶手漏网，才是真正的造孽。而且，你也不必有什么一定之规，比如去年判处立决一百二十人，你办秋审时，如果有其情可悯者，就算比上年少几个人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案情较重，就是比上年多判几个又有何不可呢？总是他们自作自受，与你又有什么关系？如果一味讲生死报应，那么我每年勾决时就只能一个不勾，有这样的道理吗？”皇上又说：“我明天要到黑龙潭敬香，你不熟悉路，就不用跟着去了，后天再递牌子。”

  二十日午饭后，我就进城拜访客人。二十一日在我的老师陈伟堂先生那里吃过饭，仍旧回静明园等候皇上召见。

  二十二日，我再次蒙皇上召见。

  皇上说：“管理驿站是臬司的专责。四川紧挨西藏，文报尤其重要。近来，驿站的马匹大多不足，你在省城办事，当然不能无故出省城，就算是偶尔检查，恐怕也查不出来。我说句文雅一点的话给你听，州县一听说查验马匹，早已挹彼注兹[1]；我再说句通俗点的话给你听，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就算你派人前往抽查，派去的人回来也是粉饰太平。我倒有个方法，你也不必清点有多少马，现有延误文件的，参奏一两个当官的，他们自然知道害怕。”皇上又说：“你这次去，要整顿的很多。我也无法一一交代。打个比方，有一所大房子，年深日久，不是东边倒塌，就是西边剥落，住的人如果随时修补，那就还能够遮风避雨，如果让它一直破烂下去，那就终有一天要倒塌。此语虽小，可以喻大，这就是所谓曲突徙薪、防微杜渐，你下去以后认真想想。”

  我回道：“圣上您考虑深远，这些都是万世不变的法则啊。”

  皇上又说：“你赶紧收拾行李出，不要在京城多耽搁，将时间花费在那些无聊的应酬上面。四川路途遥远，够你走的。四川总督琦善还没有正式上任，大部分官员都是临时代理，必须要正式官员才能施展得开。”

  “谨遵圣训。”我回答道。

  “我的地方要紧，你明天不用再递牌子了。”皇上点头示意，我跪安之后便退了出来。

  当天我再次进城拜客，每天忙于吃吃喝喝，这也是外官进京必不可少的任务。此次履，送给朝中官员的“别敬”如下：军机大臣，每人四百两，赛尚阿没有收——这是非常少有的事情；军机处上下两班的章京，每人十六两，原来有交往的，或者今后要在公文上打交道的，每人一百两八十两不等：六部尚书和都察院的都御使，每人一百两：六部侍郎和通政司、大理寺等大九卿每人五十两，依次递减；同乡、同年以及世交，都得应酬，一个也不能漏，共用去白银一万五千两。

  二十八日，接到西安来信，邵夫人已经于八月十八日去世。夫人秉性和顺，嫁给我这些年，从来没有违背过我。对待下人，要求严格又照顾周到，持家也颇有方法，的确是我的贤内助。我来北京前，夫人的病已有好转，没想到才一个月的光景，竟成永别，这种痛苦叫我怎么说呢？想想兰儿才刚刚五岁，就这样失去了母亲，更觉得伤心。于是我日夜兼程赶回陕西，于九月十八日抵达西安，准备祭品，请僧道做法事。但这于死者，又有什么用呢？夫人温良恭俭让，一定是升入天堂了，只是我的痛苦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呢？十月初五，我派仆人张溶等护送夫人灵柩回仪征老家安葬，我亲自送到灞桥。兰儿年纪小，没有让他扶灵回南方，只让他在署中跪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