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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抵达内华达的家时，她正准备应约前往伦敦演唱，她提议让我跟她同行。那是我第一次去英国。我受邀在好几场非正式的音乐会上演出，当年的上流阶层会在自己家里举行私人音乐会。也是那一次，我次在伦敦登台演奏，跟一个管弦乐团演出圣桑的协奏曲，由曼斯指挥，那是座巨大的玻璃建筑“水晶宫”；除音乐外，还有各式各样的大众娱乐在那儿上演。当音乐会结束，有人把我介绍给艾略特女士，她是维多利亚女王的侍女。她问我：“你愿意为女王陛下演奏吗？”我说我很乐意。

  那场音乐会在奥斯本宫举行，那是维多利亚女王在怀特岛上的夏宫，是栋漂亮的建筑，有几百年的历史，环绕有修剪整齐的庭园。比起我所熟悉的马德里王宫，这场音乐会的气氛要正式得多。音乐会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举行，有一种肃穆的庄严气氛。开始前，大约三十位宾客以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彼此交谈。我被介绍给几位在场的人士，包括威尔士亲王，他即将成为国王爱德华七世，以及约克公爵，未来的国王乔治五世。我对于即将见到的维多利亚女王十分好奇，那时她已八十岁，是位传奇人物。她是个矮壮的妇人，脸颊柔软，布满皱纹，眼睛突出。她戴着一件白色蕾丝头饰，直垂到肩膀。她跟一位英国海军上将聊天，其余的宾客都肃静地站在一旁。一个印度仆人穿着绿色丝质衣裳，裹着黄色头巾，把一张矮凳放在她脚下，她举起一只圆胖的小手，示意音乐会可以开始了。演出的时间不长，钢琴家沃克为我伴奏。我记得三曲子，其中之一是那圣桑协奏曲当中的快板乐章。曲子之间无人鼓掌，在音乐会结束时，响起了礼貌的拍手声。

  维多利亚女王用法语跟我交谈，恭贺我的演奏，说她从西班牙克里斯蒂娜王后那儿听说过我。她祝我有成功的演奏生涯，并赠我好几样礼物。在我离开前，康诺特公爵用西班牙语跟我聊了一下，请我在一本贵宾册上签名。

  过了一阵，那时我在马德里，克里斯蒂娜王后给我一封电报当作礼物，是维多利亚女王在那场音乐会后给她的。那封电报以德文书写，维多利亚女王说她觉得我的演奏“令人陶醉”。

  等我回到巴黎，生了一件事，成为我音乐生涯的转折点。墨菲伯爵替我写了一封介绍信，给知名的法国指挥家拉穆卢，要我去他办公室见他。当我被带进去，拉穆卢正坐在一张写字柜前，俯身在一些纸张上。他热衷于诠释瓦格纳的音乐，曾在拜鲁伊特音乐节[1]上指挥，并且把歌剧《罗恩格林》和这位伟大作曲家的其他作品介绍到法国来。此时他正准备歌剧《崔斯坦与伊索德》在巴黎的演，正在乐谱上做注记。他全神贯注于他的工作，没有抬起头来，也没有做出任何举动表示他知道有另一个人在房间里。静静地站在那里几分钟之后，我开始感到尴尬。终于，我说：“先生，对不起，打扰您工作了。我只是想把墨菲伯爵的一封信交给您。”拉穆卢猛地抬起头来，他身体有不便，使得他要移动身体或是双腿十分痛苦。我注意到他的脸色非常苍白——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在这一年年底前猝然长逝——可是他的目光炯炯有神。他不一言地把手伸出来，我把伯爵的信交给他。他读了信，然后不多客套地说：“明天上午过来，年轻人，把你的大提琴带着。”

  第二天早上我又出现在拉穆卢的办公室里。一个年轻人坐在钢琴前，我猜想他是要替我伴奏。可是，就跟前一天一样，拉穆卢沉浸在他的工作中，当我进来时，他什么话也没对我说。于是我再度站着等待。过了一会儿，他低声嘀咕，说总是有人在他想要专心的时候来打搅他。“先生，我肯定不想打搅您，”我说，“我马上就走。”

  他从两道浓眉底下抬起眼睛。“年轻人，”他说，“我喜欢你。给我演奏吧。”说毕，他就继续在写字台的乐谱上忙起来。

  我给大提琴调了音，伴奏者跟我开始演奏拉罗的大提琴协奏曲。我才演奏了头几个音符，拉穆卢放下，专注地聆听了几秒钟，然后，他开始吃力地在椅子上转动身体，痛苦地站起来，这让我大为吃惊。他一直站着，面向我们，身体微微前倾，直到协奏曲的那个乐章结束。然后他一跛一跛地朝我走过来，伸出双臂搂住了我，眼睛里噙着泪水。他说：“好孩子，你是被选之人。你将在我下个月的第一场音乐会上演奏。”

  当时我并不知道，可是随着拉穆卢的这几句话，我成功的道路就此敞开，借由我的音乐而获致的成功。

  那年十月，我次以独奏家的身份在巴黎演出，和拉穆卢管弦乐团在水堡演奏了拉罗的协奏曲，次月我再度和他一起演出。那几场音乐会的成功是我在最美的梦想中都不敢奢望的。

  但我的喜悦却蒙上了一层阴影。我无法跟那个竭尽所能来促成此事的人分享这份喜悦。就在几个星期前，墨菲伯爵在瑞士去世。由于宫廷里的某些纠葛，他被迫离开马德里。我后来得知这个丰富了西班牙文化的高尚人物死于贫困之中，我满心悲痛。

  我人生的一章就此结束。

  [1]此音乐节是为纪念著名音乐家瓦格纳而设立，每年都在德国拜鲁伊特定期举办，迄今已有百余年历史。

  第六章时代的黎明

  渴望、期盼良久的世纪，千千万万人都没能走完前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