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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仍密切注意西班牙的情况。每个星期我都会收到一个从巴塞罗那寄来的包裹，里面全是从各种报章杂志上剪下来的文章，包含所有我可能感兴的闻，不管是政治、文化、经济、体育。这些剪报是我一个加泰罗尼亚朋友寄来的，只有在他来普拉德时我才会见到他。他并不富有，但他将此事视为他的职责，每周把剪报寄来给我，没有缺过一次。

  我继续担任西班牙难民救援会的荣誉主席，该组织于二战后在纽约成立，它帮助那些因反对法西斯主义而流落法国的西班牙难民。虽然在我的流亡同胞中，许多人已经在法国找到工作，或是在拉丁美洲定居，但在法国仍然有几千名生病、衰老、贫困的难民，许多人参加过西班牙内战，或是后来跟盟军一起对抗希特勒，在战争中因伤致残。他们大多数住在法国南部，住在贫民窟或乡下的陋舍里，生存环境令人心碎。他们只有最简单的必需品，很多人靠着每日不到五十分钱的收入过活。我寄给他们食物、衣服、医疗用品、购买煤炭和木柴的钱，或是给他们孩子奖学金，这不是做慈善，因为，唉，亏欠这些男男女女的恩情永远偿还不了。

  许多人忘了在西班牙生的事。他们不去想那些为了追求自由而牺牲一切的难民。然而，正义和道德要求我们记住这些事，尤其要记住西班牙人民仍旧活在暴政的奴役下。最近，在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之后，我写了一封信给他，言及西班牙的情况。我再度陈述渴望见到我受苦已久的国家恢复民主，并重申我对独裁政权——那个在希特勒与墨索里尼扶植下建立的政权的憎恶。我在给尼克松总统的信里写道：“但愿以争取自由闻名的美国将重评估对佛朗哥政权的态度，以决定是否该延续过去这三十年来的做法，继续支持西班牙严苛的独裁政权。”我从尼克松总统的助理那儿收到一封含糊其词的回信。

  当然，最近几年来有重要的展。对抗独裁政权的努力在西班牙各地变得更强更多，在大学生、工人、知识分子、神职人员之间，他们迫使该政权做出一些让步。佛朗哥掌权之后许多年都不允许人民提起我的名字，如今西班牙报章上甚至会有关于我的文章。当然，那些文章只提起我的音乐，从来不提我的政治意见。最近我的朋友造访纽约的西班牙旅游局，他们拿到的宣传资料称我为西班牙知名公民，却绝口不提我流亡在外！

  不久之前，一个来到波多黎各的朋友说他已经离家三个多礼拜，开始想家了。“我懂得你的意思，”我告诉他，“我离家已经三十多年了。”

  也许我再也见不到加泰罗尼亚。多年来，我一直相信自己死前还能见到我所爱的故乡重获自由，现在我没有把握了。我知道那一天终将来临，而我为此感到欢喜；但我也许无法活着看到那一天，这又令我悲伤而遗憾。

  毕竟，我已经活得相当久了，我并不指望能永远活下去。望向死亡，我心中并无恐惧，这是件自然的事，就跟出生一样自然。但我的确带有遗憾，我为留下这个处境如此悲哀的世界感到遗憾，我为玛蒂妲、我的家人和朋友将会感到悲伤。

  当然，我会继续演奏、练习。我想假如我再活个一百年，我也还是会这么做。我不能辜负我的老朋友：大提琴。

  致谢

  在此书的初始创作过程中，我阅读了大量关于卡萨尔斯的著作和文章，正是这些著作和文章为我之后的访谈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背景材料，让我更多地了解到他的早年事迹。这其中最具价值的是琼·阿拉韦德拉的《巴勃罗·卡萨尔斯》，J.玛.科雷多的《同卡萨尔斯的对谈》，莉莲·利特尔哈尔的《巴勃罗·卡萨尔斯》，以及伯纳德·塔普尔的《流亡的大提琴家》。在研究过程中，我时常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音乐图书馆翻阅馆中丰富的资料，其间馆长文森特·达克斯教授提供了大力帮助，对此我深表感谢。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罗莎市的索诺玛县公立图书馆，以及卡萨尔斯音乐节纽约办事处，也都收藏有极具价值的珍贵音乐资料，尤其是后者，珍藏有当代数据，在那里我得到迪诺拉·普雷斯的很多帮助。

  我得感谢罗莎和路易斯·奎托·科利，每每造访波多黎各，他们都给予我难以计数的恩惠，并热情款待我。感谢多丽丝·马登，是她给了我友善的建议和热诚支持；还要感谢波多黎各大学的阿尔弗雷多·马蒂利亚，他给了我周到的援助。

  我一定得感谢何塞芬娜·德弗龙迪齐，这不仅是因为她细致核查了许多西班牙语材料，还因为她对整个工作表现出的极大关注；还要感谢我的儿子，蒂莫西，我的研究很多方面都得益于他颇具价值的帮助，他在我对卡萨尔斯相关文献和法国莫利齐莱班、西班牙圣萨尔瓦多大事纪年表的调查方面帮助尤其多；还要感谢路易和恩立克·卡萨尔斯，在我造访西班牙期间，他们亲切地接待了我。感谢亚历山大·施奈德、鲁道夫·塞尔金，以及米奇斯瓦夫·霍尔绍夫斯基，是他们向我提供了富有思想性的帮助。

  特别感谢西蒙&舒斯特出版社的彼得·施韦德，对我的工作来说，他的明智建议和不断鼓励是不可或缺的。感谢我的编辑夏洛特·谢特林，在这本书的各个编辑阶段，她都予以密切关注；感谢伊迪丝·福勒，感谢她在设计此书时的敏锐理解；感谢安·莫尔斯比对手稿的严格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