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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也在台下鼓掌。彭德怀坐在台上看不见他。他却把这个人未到威名先到的彭德怀看了个真切。

  从此开始了红军中这两位名将不错的配合作战历程。

  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广昌战斗，李德指挥红军与敌人正面硬拼，三军团伤亡两千七百余人，占军团总兵力的四分之一；彭德怀当面骂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翻译伍修权考虑到领导之间的关系，没有全翻，彭德怀便把三军团政委杨尚昆拉过来一字一字重翻译，硬是把李德气得暴跳如雷。

  林彪则有另外一种方法。广昌战斗前夕，林彪个人署名写了《关于作战指挥和战略战术问题给军委的信》：“对于敌人在五次‘围剿’中所用战略战术，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过去有许多同志曾研究了这个问题，有些文章上也曾表过这个问题。但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观察，还有些不充分不确实的地方。”林彪认为“敌人在战略上虽是进攻，而在战术上则属于攻势防御，或为固守防御”。他将敌人的推进方式归纳为“缓进形式”、“跃进形式”和“急进形式”；具体用何种形式，“主要根据他当时对我军主力行踪的了解如何而定”；而坪上圩、乾昌桥、下罗泊港战斗都说明“短促突击”使我们成了“守株待兔”、“没有一次收效”。

  他直指军委在指挥上存在四大缺点：

  一、“决心迟缓致失了不少可以取得胜利的机会”，“这是军委最大的”、“最严重的缺点”；二、“决心下后在对时间的计算是极不精确的”，致各部队“动作不能协同”，“像这样的事实多得很”；三、“军委对各部任务的规定及执行的手段过于琐细，使下级无机动的余地，军委凭极不可靠的地图去规定部队的位置……一直干涉到很小的战术布置，则是无论如何不适用的”；四、“军委对于战术原则还未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未充分去分析当时当地情况上的特点，而总是一套老办法到处一样的照搬”。

  在信的最后，林彪写到：“有些重要的负责同志，因为他以为敌人五次‘围剿’中所用的堡垒政策是完全步步为营的，我们已失去了求得运动战的机会，已失掉一个战役中消灭（敌）几个师的机会。因此遂主张我军主力分开去分路阻敌，去打堡垒战，去天天与敌人保持接触，与敌对峙，去专门求小的战术胜利，以削弱敌人，想专凭在长期无数小的胜利中（每回消灭敌人一连或一营），就地把敌人的五次‘围剿’完全粉碎，这种意见我是不同意的。事实我们没有失去运动战的机会，并没有失去一回消灭敌人几师的机会。”

  这是一封尖锐泼辣又不失于冷静分析的信，直指“军委最大的”、“最严重的缺点”。这样明确、大胆而具体地向军委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在当时党和红军高级领导人中并不多见。

  林彪以冷静剖析对李德的批判，不亚于怒火中烧的彭德怀。

  林彪善思、善战。彭德怀由勇生智，林彪则由智生勇。从带兵伊始，他就与“主力”二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8年2月，南昌起义部队到耒阳城下。朱德听取当地县委情况汇报后决定：大部队正面进攻桌子坳之敌，抽出一个主力连队配合农军攻城。

  被抽出的，是林彪率领的连队。

  耒阳被一举攻克。

  朱德由此现林彪的军事才能。这一现此后反复被实战证明。

  他当连长的连队，是全团战斗力最强的连；当营长的营，是全团最过硬的营；当团长的团，是红四军的头等主力团。如果一次、两次，还可说有那种不好排除的偶然性；几十年如一日，带出一批擅长野战的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便不能全部归诸偶然了。

  1936年12月，林彪曾讲过一次怎样当好师长。可以说这是他对自己红军时期作战指挥的一个小结：一、要勤快。不勤快的人办不好事情，不能当好军事指挥员。

  二、要摸清上级的意图。对上级的意图要真正理解，真正融会贯通，真正认识自己所受领的任务在战役、战斗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要调查研究。对于敌情、地形、部队的情况和社会情况，要经常做到心中有数。要天天摸，天天琢磨，不能间断。

  四、要有个活地图。指挥员和参谋必须熟悉地图，要经常读地图。

  五、要把各方面的问题想够想透。

  六、要及时下达决心。

  七、要有一个很好的、很团结的班子。

  八、要有一个很好的战斗作风。

  九、要重视政治，亲自做政治工作。

  当然，若以为以上9个“要”便是林彪指挥特点的全部，就大错了。数到第九个“要”的林彪偏偏漏掉了一个极其关键的“要”：要面对失败。

  他也有过“兵败如山倒”的时候。

  1929年1月红四军前委柏露会议，决定红五军及四军三十二团守井冈山，内线作战；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林彪刚刚担任团长，初战顺利，下山后便先歼敌一营，突破封锁线，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大余。

  很快便在小胜中露出破绽。

  红四军前委在城内天主堂召开的连以上干部会，确定二十八团担任警戒，军部、三十一团、特务营和独立营在城内及近郊开展群众工作。林彪领受了任务，带领二十八团进入警戒位置后，便分片包干，各负责一段。既没有组织营连以上干部看地形，也没有研究出现复杂情况下的协同配合，更忽略了这是一个没有党组织、没有群众斗争基础的地方，敌人来的时候，是没有人向红军报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