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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民国南北艺专的门户之别，迁延几代人。老辈噤声了，弟子们的私下议论则散在当年初学绘事的小青年间：我从小听得杭州艺专老学生说起徐悲鸿，嗤之以鼻，北平艺专的老学生说起刘海粟，更其嗤之以鼻……在纽约，旅美的中国台湾画家说起徐悲鸿，个个痛加贬斥，他们全体尊崇岛内的抽象画启蒙者李仲生。李仲生，早年也就读上海美专。

  离校后的孙牧心并不关心前前后后的老同学，除了记忆，他刻意远避美术界。我曾问他：刘海粟怎样？“伊老滑头。”颜文樑怎样？“伊老实人。”徐悲鸿呢？他收了笑意，正色说：“误人子弟！”我喜欢听老辈说起更老的老辈，唯可诧异者，逾半个世纪，除了达·芬奇和塞尚，艺专的是非也一路跟着孙牧心。

  是的。“全部幼稚”，但我读到全部真实。徐悲鸿、林风眠，今已乏人问津，但在过去六十多年，他俩的徒众确乎将绘画带向完全不同的去处。徐悲鸿不必细说，他是本土写实一路的祖师爷，虽然当我北上就学，苏式绘画早就覆盖了他，但日后听得木心讪笑库尔贝，我现自己仍是徐悲鸿阵营的隔代传人。我也很久以后才明白：当木心从卡拉瓦乔或库尔贝展厅晃一圈便即走开，他内心仍然是那个江南两校的男孩。

  有人梳理过林风眠的影响么（应该加上被遗忘的吴大羽、被贬低的刘海粟）？倘若艺专不改称，不改宗，不遭遇五十年代的变故，一种与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同的艺术观——告别十九世纪写实，接续后印象派，通向欧洲早期现代主义——在六十年前的中国是可能的，就像在美国、日本和早期苏维埃生的那样。

  以下名字从未被我们的美术界正视：赵无极、朱德群、丁雄泉、丁衍庸……还有那位李仲生（包括由他带引的一大群七十年代从中国台湾留洋的抽象画信徒）。无论如何，这些画家在域外实践了起码的现代绘画。此岸的小小异端，则是吴冠中。他对“形式”的理解虽嫌狭隘，亦且过时，但“文革”甫歇，是他一反“内容决定形式”的教条，高叫“形式决定内容”——总之，在这群人之前，很难想象没有林风眠，没有三十年代的杭州艺专。

  木心和他们不相干。当他混在浦东吃馄饨时，早已决定做局外人。然而记忆跟着他。九十年代，他取艺专往事写成《战后嘉年华》，是对“全部幼稚”的告白；他纪念席德进的长文《此岸的克里斯朵夫》，显示艺专同辈中的那位孙牧心，当初已是异端。但他从未嘲笑他的师尊。一九九一年林风眠病逝中国香港，木心写成《双重悲悼》——“林风眠先生曾经是我们的‘象征性’的灵魂人物。”这样的词语，他从未用来形容五四后的任何一位画家。

  顺便一说，林风眠之外，木心怀着尊敬回想的另一位老师，是留法归来的陈士文，一个完全被遗忘的前辈：“上课走进来，总归挺，白衬衫、黑西装。”画得怎样呢？“几件静物一摆，清爽，不唆。”说及此，木心慨然：“当年我们对陈先生表示佩服，你晓得他怎么说？他说：‘不过毕加索、马蒂斯而已！’”

  最近查知，陈士文日后去了中国香港，得年八十多岁。

  好了。“上午游行过了”。很多年后的很多下午，木心，带着老人的温情，断断续续数落以上记忆。除了天性，每个人的偏爱来自遥远的理由，这理由以什么方式塑造艺术家，便是成长的故事——木心的另一份漫长学历，是在纽约（我也一样）。我俩各自带着上一世代的烙印，亦即西洋艺术的中国版本，在纽约拌嘴——好几次就在曼哈顿大马路上——下面我将描述木心为摆脱几代人无能摆脱的过去，如何独自挣扎。

  木心美术馆第一厅西墙，是他画于“文革”末年和旅美初期的十余幅纸本画。一望而知，林风眠是他借以拒斥本土影响的唯一参照。东墙的二十一幅石版画则无涉林风眠，全部抽象，画于一九八四到一九八九年。

  那段日子，我们混在曼哈顿57街“艺术学生联盟学院”。木心尚未取得绿卡，为维持学生身份，直到讲述文学课头两年，仍须常去那所学院点卯。他穿着三楼版画工作坊的围裙，像个工人：能想象浑身石墨的木心吗？他忘乎所以做了逾百幅抽象版画，被评为优秀学生，还得奖。在美国，没有人会惊讶五六十岁的老者仍做学生。

  很少有人注意这批版画（我喜欢极了）。直到最近，我从木心遗稿的一段话，才知道“抽象”是他早先的妄想：

  林风眠先生有一时期画风时露抽象风调，我托人传言：“何不进入纯抽象？”后来晤面时，先生说：“我只画自己懂的东西，不懂的东西画不来。这样吧，你写一篇‘论纯抽象’，我要是懂了，就一定要画画看。”我深感师生行谊恳切，满口答允照办，起稿未竟，风暴陡起，此愿终未了也。

  以上要点，并不在“纯抽象”，而是一九六六年“风暴陡起”，师生俩分别入狱，再没见过面。此前，自一九六二年陈毅受周恩来之托在广州会议向知识分子“脱帽鞠躬”，文艺管制相对放松了几年，文艺人稍感宽舒。据说，那是林风眠（也是被压抑的民国老画家）作画最为畅达的阶段，画出了“风暴陡起”后被他亲手销毁的画。

  孙牧心就是目睹那些画，进言师尊“何不进入纯抽象”，而“此愿终未了也”，被木心自己数十年后的石版画，平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