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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那些难民营里的可怕情况时，我知道我只有一个任务。连同几个跟我一样幸而能拥有自由的朋友，我立刻着手组织为难民提供帮助。豪华旅馆的房间成了我们的办公室。我们开始寄信给在法国、英国、美国的各个组织及个人，我自己就写了好几百封，叙述这些难民的悲惨处境，请求对方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我们得到的回应十分热烈，食物、衣服、医疗用品和金钱涌至普拉德。我们不停地工作，夜以继日，继续处理无尽的书信，把一箱箱物资装上卡车，送到那些难民营去。有时我会跟着卡车到难民营去，协助放物资。当然，物资远远不够，迫切需要这些物资的人有那么多！

  我尽可能常去难民营。尽管那些苦难惨不忍睹，每一次我都很害怕前往，而且事后我夜里都无法入睡，但是我知道营中的难民多么渴望有一个住在营外的同胞跟他们交谈。我开始跟许多难民通信，因为路途遥远，我无法定期去探视那些住在远处集中营里的难民。我每天会花好几个小时写信和卡片，寄救济金给他们，给他们一句鼓励的话，试图借此减轻他们的苦难。上天知道，我的努力是多么微不足道，可是那些人是多么感激！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以何等的勇气和尊严来承受他们的命运！

  一段日子之后，加泰罗尼亚诗人霍安·阿拉韦德拉加入了这项工作，在巴塞罗那时我跟他很熟。他活力充沛，多才多艺。在共和国时期，他曾是总统康帕尼斯的助手，战争结束时，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小孩穿过边境逃脱了。他很熟悉难民营里的情况，这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自己就曾在难民营里住了好几个星期，后来想尽了办法才出来。如今他也在豪华旅馆租下一个房间，与我相邻，我们成为形影不离的伙伴。他尤其关心我的健康，当时我有严重的头痛及眩晕的毛病。他认为我想做的事太多了。当然，我无力做得太多，事实上，和难民营中的人相比，我过得是多么舒适！他给了我一根手杖，万一我夜里需要帮助，可以敲敲房间的墙壁。

  偶尔，为了筹到足够的救助基金，我会在巴黎和其他城市举行慈善音乐会。我接获许多邀请，要我去其他国家演奏，但我无法接受。在普拉德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每次离开都不过几天而已。再者，我当时觉得演奏真是很困难，因为我写了太多信，以至于双手容易颤抖。

  那年九月，西班牙内战结束不到半年，我担心的灾难降临了，我曾经出警告，倘若不能阻止希特勒进军西班牙，将会生什么事。希特勒入侵波兰，掀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英国和美国的音乐家及友人纷纷写信给我，劝我离开法国，到他们的国家定居。他们如此关怀我的福祉，并给予让我继续从事音乐工作的良好机会，我深受感动。我记得有一个来自美国的邀约，以大约二十五万美元的酬劳请我去举办一系列音乐会！然而，我知道比起任何时候，此刻我都更应该留在法国。我的音乐事业在法国展开，在那之后世上所有的门都为我敞开，我许多亲爱的老友和旧识都在这里。这里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在她蒙难之际，我怎么能够离开她？更重要的是，我对难民营里那些同胞负有责任。我继续跟那些难民一起工作，偶尔举办慈善音乐会。

  一九四〇年夏天，战情出现不幸的转折，使我面临一个重大的情况。希特勒的军队突然转向西方，一个月之内，他们横扫了荷兰和比利时，并且深入法国。盟军在各战线节节后退。法国的抵御似乎就要瓦解，传言是因为高阶人士卖国。六月初的某天，我们接获消息，说德军已逼近巴黎市郊，眼看法国都就要被攻陷，法国就要投降了。也有报道说佛朗哥随时会对法国宣战，跨越比利牛斯山，占领法属加泰罗尼亚。

  阿拉韦德拉和我决定离开普拉德，如果留下来，显然我们将落入纳粹或西班牙法西斯分子的手中。听说我们能够搭船离开，尚普兰号会从波尔多驶往美国，随时可能启程。可是我们要如何抵达波尔多？那座城市在三百多千米外，但所有的大众交通运输方式全部停摆。阿拉韦德拉找到两位愿意跑一趟的计程车司机。我们烧掉档案中所有的书信，因为我们害怕会连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难民，一旦希特勒或佛朗哥的军队进入普拉德，他们可能会因此被逮捕。匆忙收拾一点儿个人物品之后，我们连同阿拉韦德拉的妻儿和几个朋友，一起搭乘两辆计程车离开了。

  在波尔多我们见到一片混乱。好几千人在城里乱跑，许多人是为了躲避德军而向南方逃，试图离开这个国家。街道上满是载着家具和其他个人物品的卡车、马车和汽车。到处都极端混乱。谣言满天飞。有些人说纳粹的装甲师正在逼近，另外一些人说这座城市很快就会遭到轰炸。阿拉韦德拉设法为我们这群人取得护照，我病得太厉害，帮不上忙。他得知我的老友及同事柯尔托就在波尔多，前去拜访。阿拉韦德拉知道柯尔托认识法国政府中的重要人物，希望能请他帮助我们，可是柯尔托竟然说他无能为力。阿拉韦德拉告诉他我病得有多重，他只说：“替我问候他，告诉他我祝他安好。”柯尔托并没有来看我。当时我无法理解他的行为，然而没多久，柯尔托就成为与纳粹合作的通敌者，我才黯然明白他何以那样对我。有些人出于恐惧或野心做出的事情实在很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