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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补锅法。做饭的锅漏了，请补锅匠来补。补锅匠一面用铁片刮锅底煤烟，一面对主人说：“请点火来我烧烟。”他乘着主人转背的时候，用铁锤在锅上轻轻的敲几下，那裂痕就增长了许多，及主人转来，就指与他看，说道：“你这锅裂痕很长，上面油腻了，看不见，我把锅烟刮开，就现出来了，非多补几个钉子不可。”主人埋头一看，很惊异的说：“不错！不错！今天不遇着你，这个锅子恐怕不能用了！”及至补好，主人与补锅匠，皆大欢喜而散。

  郑庄公纵容共叔段，使他多行不义，才举兵征讨，这就是补锅法了。历史上这类事情是很多的。有人说：“中国变法，有许多地方是把好肉割坏了来医。”这是变法诸公用的补锅法。在前清宦场，大概是用锯箭法，民国以来，是锯箭、补锅二者互用。

  上述二妙法，是办事的公例，无论古今中外，合乎这个公例的就成功，违反这个公例的即失败。管仲是中国的大政治家，他办事就是用这两种方法。狄人伐卫，齐国按兵不动，等到狄人把卫绝了，才出来做“兴灭国、继绝世”的义举，这是补锅法。召陵之役，不责楚国僭称王号，只责他包茅不贡，这是锯箭法。那个时候，楚国的实力，远胜齐国，管仲敢于劝齐桓公兴兵伐楚，可说是锅敲烂了来补。及到楚国露出反抗的态度，他立即锯箭了事。召陵一役，以补锅法始，以锯箭法终，管仲把锅敲烂了能把它补起，所以称为“天下奇才”。

  明末武臣，把李自成围住了，故意放他出来，本是用的补锅法，后来制他不住，竟至国破君亡，把锅敲烂了补不起，所以称为“误国庸臣”。岳飞想恢复中原，迎回二帝，他刚刚才起了取箭头的念头，就遭杀身之祸。明英宗也先被捉去，于谦把他弄回来，算是把箭头取出了，仍然遭杀身之祸，何以故？违反公例故。

  晋朝王导为宰相，有一个叛贼，他不去讨伐。陶侃责备他，他复信说：“我遵养时晦，以待足下。”侃看了这封信笑说：“他无非是‘遵养时贼’罢了。”王导“遵养时贼”以待陶侃，即是留着箭头，专等内科。诸名士在亭流涕，王导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对泣？”他义形于色，俨然手执铁锤，要去补锅，其实说两句漂亮话就算完事，二帝陷在北边，永世不返，箭头永未取出。王导这种举动，略略有点像管仲，所以历史上称他为“江左夷吾”。读者如能照我说的方法去实行，保其成为管子而后的第一个大政治家。

  五结论

  说了一大堆的话，在这收头结大瓜的时候，不妨告诉读者一点秘诀：厚黑的施用，定要在表面糊一层仁义道德，不能把它赤裸裸的表现出来。王莽的失败，就是由于露出了厚黑的原故。如果终身不露，恐怕王莽至今还在孔庙里吃冷猪肉。韩非子说：“阴用其言而显弃其身。”这个法子，也是定要的。即如我著这本《厚黑学》，你们应当秘藏枕中，不可放在桌上。假如有人问你：“你认识李宗吾吗？”你就要做一种很庄严的面孔说：“这个人坏极了，他是讲厚黑学的，我认他不得。”口虽这样说，但，心里应当供一个“大成至圣先师李宗吾之位”。你们能够这样做去，生前的事业，一定惊天动地，死后一定入孔庙吃冷猪肉无疑。所以我每听见人骂我，我非常高兴，说道：“吾道大行矣。”

  还有一点，我前面说：“厚黑上面，要糊上一层仁义道德。”这是指遇着道学先生而言。假如遇着讲性学的朋友，你同他讲仁义道德，岂非自讨没？这个时候，应当糊上“恋爱神圣”四个字。若遇着了讲马克思的朋友，就糊上“阶级斗争，劳工专政”八个字，难道他不喊你是同志吗？总之，面子上应当糊以什么东西，是在学者因时因地，顺势而为，而里子的厚黑二字，则万变不离其宗。有志斯学者，细细体会！

  第二篇厚黑原理

  自序一

  民国元年，我在成都《公论日报》上表一文，题曰《厚黑学》，谓：古今成功之英雄，无一非面厚心黑者。这本是一种游戏文字，不料自此以后，厚黑学三字，遂传播四川，成一普通名词。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心想：此等说法，能受一般人欢迎，一定与心理学有关系，继续研究下去，始知厚黑学是渊源于性恶说，在学理上是有根据的，然私心终有所疑。遍寻中外心理学诸书读之，均不足解我之疑，乃将古今人说法尽行扫去，另用物理学的规律来研究心理学觉得人心之变化，处处是跟着力学规律走的。从古人事迹上、今日政治上、日用琐事上、自己心坎上、理化数学上、中国古书上、西洋学说上、四面八方，印证起来，处处可通，乃创一臆说：“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民国九年，写一文曰《心理与力学》，藏之箧中，未敢表，十六年方刊入拙著《宗吾臆谈》内。兹特重加整理，扩大为一单行本。

  我这《心理与力学》一书，开始于民国九年，今为民国二十七年，历时十八年，而此书渊源于厚黑学。我研究厚黑学，始于满清末年，可说此书之成，经过3o年之久。记得唐朝贾岛做了两句诗，“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自己批道：“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我今日表此书，真有他那种感想。

  我的思想，好比一株树；厚黑学是思想之出点，等于树根；因厚黑学而生出一条臆说：“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等于树身；其他所写《社会问题之商榷》、《考试制度之商榷》、《中国学术之趋势》，与夫最近所写的《制宪与抗日》等文，都是以“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这条臆说为根据，等于树上生出的枝叶花果。故我所写，虽种种不同，实是一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