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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月２日晚，我和加拿大摄影记者乔正漫步德里希沙龙大街，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鬼哭似的警报声在四周呜咽，抬头仰望，只有高楼丛中一线青天。家住该街９９—g　—９号的小伙子嘉迪连拉带拽地把我俩弄上他家的二楼。这是一间大约只有1o平方米的空屋，门窗缝上贴满了塑料密封胶条。小伙子最后一个进屋，手忙脚乱地用胶带纸封死身后的大木门。他命令我们戴上防毒面具，见我没有，就大声训斥：&1dquo;如果让警察碰上，非罚你两百谢克（合1２o美元）不可。”小伙子嘉迪是拐角上意大利餐馆的小老板，受过民防训练，是名志愿人员。

  其实并非我有意试探以色列法令的稳固性，因为，如果我戴上防毒面具，就非得摘下眼镜不可，而这样我就找不到焦点了。况且单凭一个防毒面具，对萨达姆的两元化学武器，真起不了任何作用。我心里清楚，防毒面具只不过是稳定民心的镇静剂而已。

  与此同时，在有十七层高的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工作人员正将所有旅客赶入设在六层的防毒室，然后用黑塑料布和棕色胶条封闭进入六层的所有通道。

  而警报一响，闲不住的各国记者则各执采访器械冲出房间，聚集在希尔顿门外仰望星空，屏气凝神静候&1dquo;飞毛腿”划破夜空。各国记者还赛着炫耀自己的军用品，那天，&1dquo;台视”朱增有左腿上绑着一只防雨军包，上面用黑漆喷着：&1dquo;Ｔ３—７５式防护面具”，他自称这种面具要比以色列的好。我从巴格达地摊上买来的一条共和国卫队腰带也颇使他们羡慕。美国cＢs的约翰·海古德更是全副武装，好似一个6战队员，他头戴蓝色美军防毒面具，绿毛线软帽，紧裹防雨夹克，手戴黑皮手套，肩扛摄像机，腰缠电池块，憋得他接连在原地做蹲下站起，还向我招手：&1dquo;唐，来一张，让我妈妈看看我有多威风。”

  一个名为《以色列——生活在面具背后》（ｌsｒaeｌ——ｌｉｆe　ｂeｈｉnd　ｔｈe　mask）２月８日中午在特拉维夫希尔顿开幕。共有４o幅黑白、彩色照片从不同侧面展示了海湾战争以来的以色列人民的生活，几乎每张照片都有防毒面具。

  《耶路撒冷邮报》刊登了一张漫画：坚守前线的士兵给自己家中头戴防毒面具的老母打电话，询问战况如何。这是一场全的不分前方与后方的战争，连特拉维夫海滩上缠绵春宵的情侣也手不离防毒面具。

  据该影展组织者说，他们试图通过图片展示&1dquo;以色列如何一夜之间被拖入了一场战争，老人、妇女、儿童全成了士兵，这些士兵全部用防毒面具武装自己。&he11ip;&he11ip;这是一个不是战场的前线。”

  ２月８日是伊拉克&1dquo;6３年革命节”，也恰逢犹太教安息日（saｂｂaｔｈ　），由于巴格达宣称它拥有比飞毛腿射程更远、威力更大的ss—1２，使参加影展开幕的来宾更加胆战心惊，人人屁股后面挂着一包防毒面具。

  在耶路散冷犹太教圣殿内和哭墙下，成千上万的犹太教徒身背防毒面具，冒雨祈祷。人们耽心夜里会有&1dquo;飞毛腿”来访，因为巴格达一定会以此纪念自己的&1dquo;六三革命节”。

  十六、&1dquo;飞毛腿”袭来之际

  十六、&1dquo;飞毛腿”袭来之际

  每当防空警报响起之际，在有十七层高楼的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工作人员都将所有旅客赶到设在第六层的防毒室，用黑塑料胶条将旅客密封在避弹室里。住在这里的一帮各国记者据理力争，终于有幸享受&1dquo;豁免权”，他们推netＢc　的一帮摄影师。cＢs　的约翰·海古德、加拿大的自由摄影师乔、日本《闻周刊》的村田信一和我，总是呆在一起，脚边堆放着防毒面具。我从未穿华社给我的防化服，早在撤离巴格达之前，席老朱和我就将全套防化服连同面具送给了房东。路过安曼时，试穿补充的式防毒面具险些把我憋死。一到以色列，又得到了我的第三套防毒面具，可我从未用过。现有的防毒面具也只能对付警用催泪弹，连一次世界大战糜烂皮肤的芥子气全挡不住。钢盔我却从不离身，从北京出的前一天，解放军报摄影记者乔天富特别关照我，百分之八十的战伤是被弹片击中头部，要想多活就别怕沉。

  两天前，我站在阳台上次拍到了迎击&1dquo;飞毛腿”的爱国者导弹腾空而起，由于用的四分之一秒，弹道轨迹极短，在1o寸传真片上不足两寸，但这也引起了村田和乔的大力称赞，乔为了表彰我的勇敢，还送了我一个名牌摄影包，村田在一旁羡慕地说这种&1dquo;多姆克”专业包在东京卖两百美元。

  这里的摄影记者５＃％用尼康，３o％用佳能，1＃％用其他相机，如莱卡。主要型号有尼康Ｆ４s、尼康Ｆ３p、佳能Ｆ1、佳能Ｔ—９o和莱卡m6。他们都随身挂有外接高压电瓶，一色地背村田说的那种在东京卖两百美元的美国&1dquo;多姆克”（domke）牌摄影包。这种包可装两台加md—４的尼康Ｆ３，四个中等体积的（如nｉkkoｒ８o—２ooＦ４）镜头，两只闪光灯，此外还有两个大口袋可供装其他物品，开关简单，具有防水夹层。在国内我只见《中国青年报》贺延光背过这个牌子的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