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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年秋天，杨海又回到临汾市，先在一个建筑工地打预制板，随后，又到郊区农村帮人挖小渠。到了冬天，外边没活儿干的时候，他在原种场找到了一份杂活干，每月管吃还给36元工资。他觉得，能在这里稳定地干下去也挺好，但过了春节，原种场里没有杂活干了，又把杨海给辞了。

  重失业的杨海再次感到自己像根浮萍草一样没有着落。他背起小铺盖卷儿，躺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盘算着下一步该怎么办？他现候车室的一角，贴着一则油漆工招生广告，便凑上前去仔细看。这则广告是郑州市某油漆学校张贴的，广告上载明：如果不愿意交学费，可以以工代学。杨海捏了捏自己的衣袋，里面装着两个月72元的工资，还有原先做小生意赚下的一点钱，总共也就2oo多元，足够到郑州去学刷油漆的。杨海便登上了开往郑州的火车。

  杨海到油漆学校报到以后才知道，这里是一个家具加工厂，虽然不收学费，但也基本不教油漆技术，学徒工只是跟着老板做沙，偶尔让到油漆家具的地方看一眼，实际上是为老板免费打工。杨海在这里干了一个多月，工钱没拿到一分，还搭进去1oo多元伙食费。他不愿意再在这里干这样赔本的买卖，于是，趁人不注意的工夫，不辞而别。

  杨海重来到火车站，搭上开往山西太原的火车。到太原下了火车，到哪里去找活干呢？他看到城市里有不少建筑工地，觉得这些地方一定需要人手，就背着铺盖卷儿专往建筑工地转悠，见了工地上管事的人就问有没有活儿干？傍晚，他来到一个工地，工头看了看他，虽然个头儿不高，但人年轻，也还算结实，于是答应他留下来做饭。

  在施工队里做饭，活儿不算很累，也能吃得饱，又不经受风吹日晒，对于经过了两年多四处奔波的杨海来说，能找到这样一份工作，他很满足。这个施工队在太原包了好几个工地的活儿，所以杨海在这里一干就是一年多。

  一年多以后，施工队的活儿干完了，所有雇来的民工都先后离开了，施工队的食堂也就停了。这时，杨海本该堂堂正正地离开，但是，工头却不给他工钱，杨海一气之下，把食堂里的一个铝盆偷拿出去卖了13块钱。工头现以后，马上报告了派出所，从此，杨海的麻烦开始了，派出所不但追回了卖铝盆的13块钱，还在违法犯罪的档案里给他记上了一，他的恶魔生涯也就从这一个铝盆上开始了。

  虽然此时一个铝盆还不能使他成为恶魔，只不过是他"自我维权"的一种无奈，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工头欠他一年的工钱根本无人过问，而工头对他的掠夺抢劫却远远过几百个铝盆。可是，一旦工头告他偷盗了一个铝盆，就立刻有执法的警察来管他了，难道这种事不寓意为一种社会公平的缺失吗？当然，社会公平的缺失并不必然使一个人变成恶魔，但杨海之所以一步步沦落为恶魔，却不能不与这些不公平有关系。杨海的恶魔生涯还显示出，当"一个铝盆"出现时，我们这个社会并没有一个更好的矫正机制去实现真正的公平，否则，这个恶魔也许就不能生成。

  有研究犯罪的学者说，世界上没有天生的职业犯罪者。杨海也是如此，当17岁的他辍学后想到的是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他先后到煤矿、砖厂、建筑工地打工，但他付出了劳动却经常不能获得相应的报酬。他也曾想靠做小生意赚钱来养活自己，但在做生意时又屡次受人欺负。他也看到有些人靠不正当的手段了财，而自己只是为了泄私愤，偷偷地把食堂的一个大铝盆"拿出去"卖了，就惹来了一系列的麻烦。从此，杨海认为既然靠正常的劳动维持不了生计，那就"只好"走靠偷、靠抢为生的犯罪道路。

  杨海出手干的第一件偷盗的事，是在太原市偷盗一辆没有上锁的自行车，这也是他长期观察踩点后才出手的。他看到城里人们往往把自行车随便往外面一扔，又没有专人看管，有的破旧一点儿的自行车根本就不上锁，顺手推走就像推自家的自行车那么容易、方便，一点儿危险也没有。这辆自行车他卖了不到3o元钱，事后他感到，偷破旧自行车容易是容易，但太不值钱，于是他就研究开自行车锁的办法。研究通了开车锁的方法，就可以偷的、比较值钱的自行车。偷了几次自行车之后，他又感到偷自行车太难出手，弄不好去卖时还会出危险，而且自行车老是卖不上好价钱。他又打起了别的主意。后来杨海开始拾破烂，晚上就到附近的建筑工地上偷点钢筋、电线，也到居民家里偷铝锅、铝盆，偷东西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199o年春节过后，杨海游荡到西安市，在霸桥一带转悠，仍以拾破烂为掩护偷东西。这一带建筑工地多，杨海在工地上打过工，熟悉这些地方的情况。他知道，那些散放在各处的建筑材料看似有人管，实际管得很松，因为一般的建筑工地战线都拉得特别长，在这里表面看上去干活儿的人特别多，但大都是从各地招来的民工，他们只顾埋头干活儿，根本不注意看管东西。所以，要想偷建筑工地上的东西，只需在下班后避开工头和专门看管的人就可以了。杨海在建筑工地上偷东西，也不偷那些笨重的物件，专偷电缆线，因为电缆线既容易偷又值钱，当时1斤电缆线可以卖到1o多元，而且到处都有收购站，出手特别容易。一次偷1o多斤，就可以卖到1oo多元，杨海觉得，这比拼死累活地在工地上出苦力强多了，因此，他逐渐放弃了对劳动的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