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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天之后，蒋介石便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托洛茨基嘲笑说，斯大林讲人们应利用中国资产阶级，然后像对待一个挤干的柠檬把它扔掉，几天以后这个被挤干的柠檬却夺取了政权和军队。

  对蒋介石的背叛，斯大林极其愤怒。1927年5月在代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起草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斯大林斩钉截铁地说：“现在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必须惩办那些坏蛋。如果国民党人不学会做革命的雅各宾党人，那么他们是会被人民和革命所抛弃的。”

  当时的情况的确尴尬。莫斯科正在筹备五一节游行，刚刚制成一个蒋介石的大型模拟像；斯大林也刚把一张亲签名的相片寄给蒋介石。

  他方才明白，那些“坏蛋”实际并非想象的“革命的雅各宾党人”。

  托洛茨基对这一叛变却异常冷静。他只说了一句：“他们叛变的不是自己的阶级，而是我们的幻想。”

  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在苏联引起了激烈争论。

  曾任共产国际远东情报部主任的斯列帕克在国共合作初期，就深刻地指出先认为吴佩孚是个非常好的人，后认为蒋介石是革命的雅各宾党人的危险，“不要使党陷入一会儿向这位将军点头、一会儿向另一位将军点头的变化不定的窘境”，“即使国民党目前确实是所有党派中最优秀的，更接近于国民革命运动，但也决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做它的尾巴”。

  但斯大林是不承认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针有误的。

  1927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全会上，斯大林还说中共中央正确执行了国际的路线，大革命失败后，他又立即指责中共中央违背国际指示，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1927年7月9日，在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中，他以最严厉的口吻指责说：“我们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或者可以说，没有实实在在的共产党”，“整整一年，中共中央靠国民党养活，享受着工作的自由和组织的自由，但它没有做任何工作”，这就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未能被执行的原因所在”。

  斯大林忘记了，1927年5月13日他还公开说：“在目前用的军队，用红军来代替现在的军队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暂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它。”5月3o日，又对中共中央出“紧急指示”（即著名的“五月指示”），“立即开始建立由共产党员和工农组成的、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八个师或十个师”，“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来代替正在叛变的“现在的军队”，以惩办蒋介石。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连建立一个师的实力也没有。

  斯大林忘记了，当最初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要求建立武装的时候，他是如何不以为然，而把援助的武器都给了国民党。

  1926年“三二〇”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曾经产生“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的想法。当时正好有一批苏联军火到达广州港，陈独秀立即派彭述之代表中共中央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要求把供给蒋介石、李济深的这批军火匀出5ooo支枪武装广东农民，深得斯大林信任的苏联顾问鲍罗廷不同意，认为中共应将所有力量用于拥护蒋介石，巩固北伐计划。

  1927年2月25日，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暴动失败，在华国际代表阿尔布列赫特向莫斯科报告，上海革命形势“非常好”，“这场罢工也许是起义的信号”，但“没有钱。急需钱。有5万元就可以买到武器”，但莫斯科仍然用什么也不提供的态度反对中国共产党继续举行武装暴动。

  对于蒋介石的背叛，斯大林比中国共产党人还要准备不足。

  1927年4月收到中共中央报告蒋介石在上海动反革命政变的消息后，斯大林的第一个反应，是立即回电询问蒋身边的苏联顾问鲍罗廷“是否属实”？是否可以“对蒋介石作出某些让步以保持统一和不让他完全倒向帝国主义者一边”？

  事到临头，要求共产党人立即拥有一支强大武装与国民党对抗，为时晚矣。

  当斯大林以最严厉的口吻指责“我们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或者可以说，没有实实在在的共产党”的时候，难道把自己说过的话和作过的决定都忘记了？

  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布哈林，更是通过6个“如果”、而且在每一个“如果”下面都加上着重号，把指导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全部责任都归结给中国共产党人。他说：“如果共产国际的指示得到贯彻，如果土地革命没有受到阻挠，如果武装工农的工作大力进行，如果忠诚的军队团结一致，如果明确的、为群众所理解的政策得到实施，如果关于国民党民主化的指示正确执行了，那么武汉的形势就不至于如此危急了。”

  文过饰非，功劳归自己，错误归别人，斯大林领导的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这种作风由此开始。所以托洛茨基派的维克多·西尔格一句话就把布哈林弄得面红耳赤：“我们当然也可以用一个‘如果’来概括这许多‘如果’：‘如果小资产阶级不是小资产阶级的话’。”

  应该承认，在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是托洛茨基最先出的警告。当苏联与共产国际领导人普遍将蒋介石当做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雅各宾党人”之时，托洛茨基已经在提出要警惕大资产阶级、蒋介石是“波拿巴式的人物”了。

  他较早认识了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