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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传来远处隐隐绰绰的人声，由远及近，开始听不出在讲什么，渐渐才听清是士兵的呐喊，喊一种奇怪而陌生的语言，一声紧似一声，直到最终可以看见四排耸动的人头，队伍长得没有尽头，全部戴着草黄色的军帽，间或夹杂头顶飘扬的膏药旗，伴随皮靴踩在石板路上整齐划一的咔嚓声，在雨过天晴的天水街上浩浩荡荡走过。

  没人敢出门，生计却要继续。家里储存的咸肉早就告罄，渐渐的连米饭也变成了稀粥。阿花饿得嗷嗷叫，还要在饭桌底下遭舅母的飞腿。金花过来串门，偷偷告诉我：“今天我家吃红烧肉了。”

  “你上过街了？”我震惊。

  金花摇头，神神秘秘地附在我耳边：“家里的猫今早叼了一只老鼠来，大得吓人，我就……”

  我差一点没把中午喝的稀粥也呕出来。

  终究挨不过去，金花挂着香烟担子出了门。我在门口喊了她一声，叫她等我一起，却被舅舅一把从门口拉回来。舅母看见“嗤”了一声：“别人家的女儿都去得，只有你外甥女精贵，十指沾不得阳春水，要当祖宗一样供起来。”

  从没见舅舅过那样大的火，我关上房门还听得见他在客堂里拍桌子的声音：“我胡仁良再是没用，也不会在这种时候把外甥女往火坑里推！”舅母向来是寸土不让的性子，声音比舅舅更高：“那大家一起饿死好了，还是你要我把你那只死猫宰了来吃？”

  我抱着阿花躲进楼，心里下定决心，再过一天，明天，一定要出去找点活计。总好过在家里听舅母的指桑骂槐，连阿花也有生命危险。外面即使不太平，也不见得真如火坑一样可怕，早去早回就好。

  下午有人来敲门，是傅博延打来的人，送来一袋大米，一篮子青菜，还有几块咸肉。来人传话说，到处是日本兵设的关卡，东湖边的公馆别墅已经被抢了个空，城南一片被烧成灰烬，叫我们能不出门就不要出门，特别要嘱咐惠贞，千万不要踏出家门一步。舅母点头哈腰地答应，才算消停。阿花总算躲过一劫。

  战战兢兢过了数日，有自称自治会的人拿着大喇叭在天水大街上喊话，告知邻里，银行邮局都已经开业，学校也要复课，皇军要求，学生必须回去上课，有差事的必须回去办差，有铺子的都必须开业，否则后果自负。

  舅舅又打开裁缝铺子，虽说整天也不会有一个客人。

  金花却一直没有回来。

  金花的母亲来敲门，问我知不知道金花的下落。她已到处去找过，鑫鑫饭店门口没有，平海大戏院门口也没有。整整十天过去，自从那天金花挂着香烟担子出门，再也没有回来过。

  即使我足不出户，渐渐也听到了街头巷尾一些邻居大婶们的议论。据说鑫鑫饭店已被皇军改成了一个娱乐场所，至于是什么样的娱乐场所，那些向来爱嚼舌根的大婶们又都语焉不详，只是各自心照不宣地摇头叹气，特别是一看见我这样的小姑娘，就立刻截断话题，噤声不语。

  又据说，隔三岔五总有年轻姑娘莫名地失踪。

  金花回来已经是二十几天之后。有人在夜里把人扔在了石板巷口。清早巷口的布庄老板开门，过去仔细辨认，才一声惊呼：“这不是金花吗？！“邻居听到这一声吆喝，纷纷奔走相告，涌去巷口看个究竟。

  我赶到时巷口已经围了一大圈人，里三层外三层，我只远远听见金花母亲在人群中央的嚎哭声，一声长，一声短，撕心扯肺。我挤进人群才看到，金花的母亲跪坐在沥青石板路的中央，头散乱，满脸泪痕，怀里抱着金花。

  若不是大家都说那是金花，我恐怕根本认不出她来。那具身体不着片缕，在清晨的微雨里看起来很冷。记忆里金花有苗条妖娆的身段，现在入目的却是嶙峋瘦骨和遍体鳞伤。血痕和污渍让她的脸也难以辨认，只有那一根大辫子，依稀还有点金花的样子。

  我还记得最后见到金花的情景，她告诉我家里没东西吃，所以想出去碰碰运气。我在她背后喊她：“等我一等。“那时清早刚刚天亮，石板巷口还笼着一层薄纱般的晨雾，天水大街那头的高楼在雾里若隐若现。金花已经走出去十几步，听见我叫她，回过头来，朝我嫣然一笑。舅舅拉住我不让我去，她朝我吐舌头：”有人疼你，你还是乖乖等在家里。“说罢回头走远，大辫子甩在背后，每走一步就晃一下。

  样样都比我能干的金花，常常羡慕我命比她好的金花，连老鼠都敢捉来吃的金花，最后躺在冰冷潮湿的石板路上，化作一堆枯骨。

  布庄老板扯了一块白布，盖在金花身上，低头对金花母亲说：“人已经走了，莫要难过。“人群也纷纷附和。金花母亲的哭声转为抽泣，像被人抽干了空气，一声声的抽痛。不知为何，我也随着那哭声抽噎，仿佛喘不过气来。背后的人群向我推搡，我眼前一黑，跌倒在地上。

  再睁眼时是在一条阴暗的走廊里。我躺在一张便利军床上，手上插着针管。头顶是一面雪白的墙，只墙角爬了几道黑色的裂痕。有白衣白帽的护士从我身边急急忙忙走过，我才认出这是教会医院。

  有人紧紧握住我的手：“醒了？”

  我抬头，看见的果然是傅博延的浓眉大眼，心里暗叹，确实，舅母断然不会舍得将我送进医院，最多是掐一掐人中，再掐一掐虎口，如果不醒，那就只好听天由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