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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第2页）

阎乐摇摇头。胡亥绝望地叫道：“只要保全性命，我情愿做一名百姓，这总行了吧！”

阎乐不耐烦地说：“我奉丞相之命，为天下铲除暴君，你说得再多也没用，快快自裁吧！”

到了此时，胡亥才了解到这场宫廷政变的幕后指使人竟然是他曾经无比尊重和信赖的赵高。多年来养在身边的居然是一只老虎！他痛心疾首，悔怨交加，却已无可奈何，只得最后再眷恋地环顾一下巍峨的宫殿，回想一下昔日奢靡安逸的生活，咬咬牙，拔出长剑，结束了他可怜又可恨的一生。

阎乐向赵高报告了胡亥已死的消息。赵高将玉玺传给了子婴。由于秦的力量已大为削弱，子婴只得取消帝号，复称秦王。

子婴早已耳闻目睹了赵高的种种罪行，现在被赵高推上王位，知道自己不过是一个傀儡而已。子婴不愿再重蹈胡亥的覆辙，便与自己的贴身宦官韩谈商定了斩除赵高的计划。等到子婴继位那天，赵高派人来请子婴接受王印，正式登基。可子婴推说有病，不肯前往。赵高无奈，只得亲自去请。等赵高一到，宦官韩谈眼疾手快，一刀就将他砍死了。子婴随即召群臣进宫，历数了赵高的罪孽，并夷其三族（父族、母族、妻族）。

这是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宦官专权的典型事例。随着宦官势力的不断增强，这个群体终于走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

宦官专权作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伴生物，其产生和发展在于皇权集中过程中松紧与否。如赵高专权的基础是辅助胡亥篡位，一个篡位者无法名正言顺地拥有皇权，加之胡亥的昏庸，便将秦朝的政权交到赵高手中。且此时的大一统王朝并没有成熟的官僚系统来对皇权进行限制，官僚权力的大小完全取决于和皇帝本人的关系，对权力操控的强弱也取决于皇帝本身的性格。故历来也有皇帝勤政多才，政治清明时，不太容易形成宦官专权局面这一说法。

秦朝的宦官对皇权有强烈的依附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甚至是秦朝最为重视的法律上都缺乏支持。但秦朝仅一个赵高专权，为非作歹，就大大缩减了秦朝的国运。即使如此，此处的宦官专权在整个的历史长河里也不算典型，因为在接下来的王朝里，国家政治体系、官僚体系等各种制度进一步完善，宦官被卷入的将是更加庞大、更加复杂的权力混战。

◇见缝插针——宦官的发展起点

秦国灭亡后，宦官的发展随着汉代外戚群体的崛起而崛起，整个汉朝宦官的发展始终围绕着这几股势力的争权夺势。在外戚专权中曾谈到，西汉初年实行无为而治，刚开始对丞相的权力没有进行限制，随着丞相权力的不断发展，影响到了皇权的集中，皇帝逐渐意识到要将相权分割，于是设立尚书台这一官职体系。尚书台便成了百官之本，逐渐取代了丞相的职能，而在尚书台任职的，除了外戚就是宦官。

尚书台的宦官与皇帝之间一直存在微妙的关系，他们历来被皇帝利用，以达到限制其他群体的目的。

但是汉初毕竟是汉初，国家政治体系不完善，对于宦官的发展在各个方面都层层设限，这时宦官是在夹缝里生存。汉初君权和相权的斗争中，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将国家权力交到丞相手中。不得不说汉初布衣卿相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贡献非常显明，权力的天平逐渐偏到了相权的一方。刘氏本也是布衣出身，对于权力的把控十分强势，大肆剪除异姓诸侯后，焦点转移到了丞相身上，君权和相权逐渐走到了对立面。在这种既互相依附又各怀心思的争斗中，政治局面逐渐复杂化，宦官则借助这一复杂局势吸取养分，开始成长壮大起来。

宦官尚食比郎中，谒者、执楯、执戟、武士、驺比外郎。

——《汉书·惠帝纪》

汉代史料中最早关于宦官的记载，是皇帝将自己的饮食健康、生活作息安排交到宦官手中。由于直接掌握着皇帝的日常饮食，关系着皇帝的健康以及生命安全，所以此部分宦官受到格外的重视。除了照顾皇帝的起居饮食，宦官逐渐在其他各种领域活跃起来，开始插手政治事务。在吕后专政期间，宦官张释卿借用在后宫长期接触吕后的契机，为吕后巩固权力出谋划策，得到了吕后的重视。

故《汉书·高后纪》中记载：

八年春，封中谒者张释卿为列侯。诸中官、宦者令、丞皆赐爵关内侯，食邑。夏，江水、汉水溢，流万余家。

这是自秦以来对宦官最大的一次封赏。这种分封受爵在政治上意味着宦官群体已经摆脱了奴隶性质的地位，跻身于庞大的政治群体当中，成了高层官僚体系中的佼佼者。

以上两点政治背景，是宦官群体崛起重要的起点。

非常庆幸的一点是在汉初，宦官的发展受到各种限制，故这种权力斗争暂时没有影响到国家的发展。这些限制因素主要有以下方面：

其一，最开始在君权和相权关系还较为和谐之时，皇帝虽然想亲信宦官，但丞相还未受到打压，其权力的制约仍旧限制了宦官的发展。

其二，此时朝内还有九卿的官僚体系，以及外戚的重重干涉，也使得宦官的发展受到限制。

前面说的宦官张释卿虽得到吕后封赏，但也仅仅为一时之气，尚未有成风之势。又如《汉书·爰盎传》记载：

宦者赵谈以数幸，常害盎，盎患之。盎兄子种为常侍骑，谏盎曰：“君众辱之，后虽恶君，上不复信。”

于是上朝东宫，赵谈骖乘，盎伏车前曰：“臣闻天子所与共六尺舆者，皆天下豪英。今汉虽乏人，陛下独奈何与刀锯之余共载！”于是上笑，下赵谈。谈泣下车。

宦官赵谈因为多次受到皇上宠幸，时常暗害袁盎，袁盎感到忧虑。袁盎的侄儿袁种担任侍从骑士，手持符节在皇帝左右护卫。袁种劝袁盎说：“您在朝廷上羞辱他，今后他再说您的坏话，皇上也就不会相信他了。”

汉文帝外出，赵谈陪同乘车，袁盎拜伏在车前说：“我听说陪同天子乘坐六尺高大车厢的，都是国内的英雄豪杰。如今汉朝即使缺少人才，您为什么唯独与形体残毁的人同坐一辆车呢？”皇上于是笑起来，让赵谈下车。赵谈哭着下了车。

由此可见宦官不仅在政治上受到层层限制，在思想上也不受待见。

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强化个人专制，限制丞相的权力，除了起用外戚群体，也把手伸到了宦官群体当中。首先是调整少府管辖的宦官机构，精分了宦官工作种类，故此扩大了编制，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中书谒者”官职的设立。中书谒者又称“中书令”，负责在皇帝书房整理宫内文库档案，与皇帝有频繁接触的机会，其主官称中书令（武帝时期，司马迁受腐刑以后，因掌天官、学识过人等原因，以太史公的身份担任中书令，朝位在丞相之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中书令）。

武帝之前只有“中谒者”一官职，并没有“中书谒者”，而后又将“中书谒者”更名为“中书谒者令”，标志着宦官干政进一步合法化。不仅是“中书谒者令”的增设，宦官原本的机构体系也随着需求进一步扩大，如“永巷”为“掖庭”，设立八丞，宦官增置七丞。这些令丞官位的增设，宦人由奴仆的地位上升至宫内主管官员。此后，宦官在宫内逐渐行尚书之职，权力进一步扩大，进而参与朝政谋议，出纳诏命，退而为皇帝亲随，侍从游乐。

经过这一时期宦官插手政事的合法化，宦官势力登上政治舞台，便是早晚之事了。

◇顾此失彼——宦官专权的形成与发展

宦官在消寂一段时间后，随着武帝中书谒者令官职的设立和后宫官职的扩大增设，宦官干政逐渐合法化。

在武帝、昭帝、宣帝三朝期间，宦官逐步掌握了一些政治权力，但是此时并不能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无法做到呼风唤雨、权倾朝野。

武、昭、宣三帝非昏庸之人，对于皇权的把控力度依旧非常强势。在中书谒者令发展起来的同时，充当尚书的士人势力也在逐步发展，和宦官形成了分庭抗礼的局面。士人充当的尚书刚开始的岗位职责仅为通章奏和审阅章奏，到了后期逐步发展到领尚书制度，不仅代皇帝处理政事，还能直接处理大臣的章奏，为皇帝代言。

尚书权力的扩大和领尚书制度的出现，不仅对丞相权力加以限制，也遏制了宦官势力的发展。

西汉末年，帝王大都骄奢淫逸，少有作为，因为出生以后深居后宫，不知人间冷暖，逐渐依赖于外戚和宦官，使得宦官势力逐渐壮大。

汉宣帝时期，为加强皇权，抑制外戚，任用宦官曲掌机要，弘恭被任为中书令，石显被任为仆射。宣帝死后，元帝继位，石显又被擢升为中书令。

汉元帝由于患病，从不理政事。石显虽然长期掌典机密，但无论在宫内还是在宫外，都没有朋党，因此深得元帝的信任，事无大小，全都委托石显掌管。由于石显权势颇大，朝中百官无不惧怕，纷纷投到其门下。

石显这个人也善于揣摸皇帝的心事，为人十分阴险，借受宠机会，时常中伤诬陷政敌，动辄置人于死地。比如说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宗正刘更等人，皆领给事中而供职于宫中，萧望之还兼领尚书事，经常与石显商议政事，深知其为人人品有问题。因此鉴于石显的为人之劣，萧望之向元帝进言说：“尚书本是国家枢机之所在，应当选用正直朝臣充任其职。应罢去中书宦者，不得进用。”（之前汉武帝晚年游宴后宫，少与外臣接触，故多用宦官充任其职，并非古制如此。汉代的尚书掌管机密，凡宦官充任此官者，即称中书。）

此言当然不会被元帝采纳，但这一进谏却得罪了石显、弘恭当权的宦官群体，石显、弘恭便设法陷害萧望之等人。

有次萧望之因为弹劾外戚车骑将军史高和侍中许章，被石显逮住机会，找来与萧望之有嫌隙的两个人向元帝上书，诬告萧望之搞阴谋，离间皇帝与外戚的关系。趁萧望之休假之际，让人向元帝上奏章。

元帝见了很生气，便将此事交给石显的同伙太监弘恭处理，面对弘恭的询问，萧望之也是个直肠子，十分老实地回答：“外戚当权，多有不法之处，扰乱朝廷。我之所以弹劾，是想整顿朝纲，决非阴谋，也不是离间。”

可是萧望之既然承认了想整治外戚的事实，至于怎么理解，那就是石、弘的事了。因此，他们在向元帝报告时说：“萧望之结党营私，多次进攻朝中大臣，目的是独揽大权，请皇帝‘谒者召致廷尉’。（其实没等元帝允许，就已经私自逮捕萧望之入狱。）”

元帝也是即位不久，“中二”青年一个，见这几个字也没怎么弄明白，直接批了个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