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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段时间的北京政治，似乎正面临一个转变的临界点。不仅政治逼迫学者出头，许多方面也在主动试探机会的有无，而且各既存势力也在探索改组或重组。以顾维钧为代表的一批相对独立的技术型政治人物，是各方面争取的对象；以前不怎么介入政治的北大教授社群，俨然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1921年，以梁启为的研究系就试图组织一个研究社会政治状况的团体，由林长民（宗孟）出面劝顾维钧起，但许多人不够热情，事未成。而胡适、丁文江等英美留学生自己于1921年5月间（正式定的成立日是6月1日）却成立了一个小型而不公开的“努力会”，明确了“讲学复议政”的宗旨，即在展各自职业的基础上“谋中国政治的改善与进步”。丁氏本是追随梁启的，这次却显然没有将此事告诉研究系；同时胡适这边却请了蔡元培和王云五等少数非英美留学生参加，可见胡适在其中的主导作用。[44]

  1922年春，研究系又开始活动，这回他们先说动了罗文幹，并由罗去说蔡元培等北大人。罗先说服王宠惠，责备王“不宜太消极；宜表对于现今各重大问题之意见；可先以一杂志布之”。王同意后，罗再找蔡，蔡也同意。但蔡是老革命家，又是学兼旧的北大校长，一旦出山，立刻就掌握了实际的主动权。当讨论合适的人选时，罗提与梁启亲近的蒋百里，蔡勉强接受。罗再提胡适、蒋梦麟、顾孟馀等北大人，蔡均赞成。罗又提林宗孟，蔡即以其为研究系头领，不宜拉入。林氏同时自己也去找胡适，胡“不曾答应，亦不曾拒绝”，回来马上问蔡元培。蔡立刻现此事“主动者全是宗孟”，于是决定以后取不合作态度，再来说就拟谢绝之。[45]

  可见这一次是蔡元培等人不容研究系，因研究系以前与各军阀关系较深，时人颇以为属于已“落伍”的一边，更不用说梁的进步党与蔡的国民党曾是对头。胡适就认为：“此事终宜慎重。研究系近年做的事，着着失败，故要拉我们加入。结果有两条可能：或是我们被拖下水而于事无济，或是我们能使国事起一个变化。若做到第二条，非我们用全副精力去干不可。”但胡适觉得他们这些教授甚忙而林宗孟等极闲，则“谁占上风，已不言而喻了”。又可知蔡、胡等人还是先考虑派别利益。由于研究系不见容于人，这就成为胡适后来出头的引子了。林宗孟等又于4月26日直接去见蔡元培，蔡主张不组织团体，可表意见，也可以有人出来主持裁兵。林等就拟请胡适起草宣言，胡适既然有上述的看法，没有接受。[46]

  但是研究系的这些活动显然使各方都开始活跃起来。此时第一次直奉战争正在进行，胡适的朋友如李大钊、丁文江等都与直系的吴佩孚一派有相当多的接触和联系，胡适自己也参与一些接触。他们在直奉之间是明确倾向于直系的。而努力会的活动也开始具体起来，先是决定出版主要议政的《努力周刊》。胡适为此刊写的《努力歌》中说，“你和我”这样的人如果不出来努力，中国的事就没有希望了。而“你和我”的定义即“自命为好人者”。歌中又说：“不怕阻力！不怕武力！只怕不努力！努力！努力！阻力少了！武力倒了！中国再造了！”这个调子与胡适的《炸弹》诗没有多大区别，更有意思的是与他后来颇看不上眼的北伐时之标语口号也没有什么大的区别。[47]

  《努力歌》虽然是喊口号，胡适却在考虑写一篇能代表同人意见的务实正论，拟名为《我们的主张》。他再三考虑后，决定以南北和会为下手的第一步，“自信这是最切实的主张”。这是胡适论政的“本文”了，所以甚为认真。由于是“第一次做政论，很觉得吃力”，一直写到半夜才完稿。文章本是想专为《努力》做的，写完后胡适意犹未尽，忽然想到“此文颇可用为一个公开的宣言，故半夜脱稿时，打电话与守常商议，定明日在蔡先生家会议，邀几个‘好人’加入。知行先赞成，并担保王伯秋亦可加入”。第二天也就是5月12日上午，集会蔡宅的皆胡适的熟人和北大人。事情议定后，下午王宠惠和罗文幹始来，反成后加入者。但王、罗二人都是曾经为官者，其积极又过于多数北大人，后来直接进入“好人政府”而成为主干的，也是他们。不久原参加的顾孟馀退出，因顾本国民党，此时搅在这些人中间，或觉不便。而胡适的朋友高一涵和张慰慈也加入。胡适已俨然成此小团体的中心了。[48]

  《我们的主张》中许多观点或已为别人说过，或有人与胡适讨论过，但把这些观念结合起来表述得系统化，就是胡适的长处了。文章要求各政治派别“平心降格”地把“好政府”作为“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同时提出“宪政的、公开的政府”和“有计划的政治”作为政治改革的原则。文章以为，现在中国政治败坏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好人自命清高”，不加入政治运动，所以，好人必须起来“做奋斗的好人”并产生“决战的舆论”，然后就提出了以南北和会为核心的五条十六款具体主张。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胡适指出：我们要求“有计划的政治”是“因为我们深信中国的大病在于无计划的漂泊，因为我们深信计划是效率的源头，因为我们深信一个平庸的计划胜于无计划的瞎摸索”。[49]强调计划和政府的干预作用，正是现代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相通之处，这个观念为胡适所长期坚持，这里已显露出胡适等中国自由主义分子向社会主义迈进的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