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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节（第2页）

“不理你。”

“真生气了？”他带着笑意。

“哼。”

“回去我帮你涂……”他显然忘记了那个名词，试探道，“隔离霜？”

“晒后修复！”祝瑾年都给气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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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祝瑾年推测的一样，郑文秀卧室衣柜的第一层抽屉放着她的存折、护照之类，第二层抽屉锁着的好几本日记。最开始的一两本内每篇日记篇幅都很短，记载着一些生活琐事和个人感悟，到后面渐渐多了起来，尤其是曹义黎失踪后的几年，她几乎每天都写上满满一页，里头既有过往回忆，又有自己对现状满腹的牢骚。

原来，郑文秀早就知道曹义黎被曾大强勒索一事，他跟她说，曾大强偶然发现了他与学生之间的论文署名交易，借此时不时向他索要封口费，开口都是一两千块。郑文秀对此深信不疑，多次想报警，都被丈夫拦下。后来，她因为怀疑丈夫外头有女人，就总找机会偷听曹义黎的电话，于是偷听到了他俩的两次通话。

第一次通话，曹义黎的语气很不耐烦，抱怨什么买贵了，但是还是无奈地说要给钱买，但叫曾大强要把用光的什么包装拿来。

第二次通话时曹义黎显得非常气愤，斥责曾大强迷失了心智，质问他到底站在哪一边，还骂他是“ta”的傀儡和走狗，说要同归于尽。

郑文秀还写道，曹义黎有次喝多了向她抱怨曾大强的事，说要不是想保护自己的名誉，他绝对不会再跟这种人来往。郑文秀也因此非常担心曹义黎的安全。但曹义黎当时向她保证，安全不是问题，就是钱的事儿。

这些事，在警察调查曾大强死因时，郑文秀都没有透露，当时她心中仍有幻想，坚信曹义黎不会杀人，尽力维护着他的名誉，不肯说出他为什么被勒索。她固执地认为，只要警察没能从曹义黎这儿找到决定性的证据，就会转而调查别人。

这些日记，聂羽峥光是看完，就花了整整一周。他断定，在囚禁禾诗蕊的过程中，曾大强并非一直扮演控制者的角色，他对待禾诗蕊绝非“放松警惕”和“良心发现”这么简单。一个心理学名词出现在聂羽峥脑海中，这种心理状态极为罕见，全世界能找到的资料寥寥无几，曾大强真的产生了那种心理异状吗？

一组刑警对曾大强死前七年内的调查也有了结果。跟他一起做过工的人说，他性格古怪，脾气很差，曾因□□被抓过两三次，后来“改邪归正”。他做工不上心，赚得不多，但生活却还总是过得去，大家曾开玩笑问他是不是有别的外块，他说自己的闲钱都是打牌赢来的。有一段时间他忽然到处问，有没有人要□□，说自己一个亲戚家里实在过不下去，准备把新生儿送人。大家都猜测是他的私生子，可他一直独居，也从来没固定的女友，这种猜测压根儿站不住脚，后来他不问了，大家也就淡忘了，这事儿一直没有后续，只听说他因为性格关系，跟亲戚们都不怎么来往，也不知哪个亲戚会托他问这种事。有人反映，曾大强被人打过，别人问起来他只说打牌赖账被揍了。从此后，他的精神状态都不是很好，很消沉，做工更加懈怠。

“□□……”贾亚烈冷哼一声，“查曾大强案时，稍微近点儿的、在本地的亲戚我们都走访过，没有人困难到孩子都养不起。”

沈子平表情凝重，“难道说禾诗蕊曾经怀过一个孩子？对呀……被囚禁这么多年，这种事并非不可能。但曾大强家里没有任何小孩子用的东西，这个孩子要不就是没生下来，要不，生了，但是丢弃了或者……”

聂羽峥又回想起母亲生育时的险境，对旁人而言，巨大的精神刺激都终生难忘，更何况当事人。他定了定神，说：“把日记中的时间点和曾大强工友提供的情况时间点比对——曾大强四处询问是否有人□□之后的几个月，他开始买贵重的化妆品给禾诗蕊，之后，疑似被人殴打，接着，曹义黎骂他是个傀儡和叛徒，他整个人变得很消沉，一年之后死亡。我觉得，促成他这种转变的不是曹义黎的钱，而是禾诗蕊的自我觉醒，并对他实施心理操控，让他从曹义黎的战友变成了敌人。被囚禁，因而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很合理。但在仍旧遭受罪犯控制的情况下，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几乎不可能自愈。如果禾诗蕊有过一个孩子，那么这个不知所踪的小孩很可能就是她的心理转变的一个重要节点。”

☆、第96章永别旧时光（1）

“关于这个小孩的事，禾诗蕊并没有跟我们说。”贾亚烈皱眉。

聂羽峥释然，“如果她真有过孩子，不会轻易说的——这是软肋。”

沈子平重重呼一口气，“问题是，到底生没生下来！”

聂羽峥说：“人质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状态下忽然觉醒需要很大的心理刺激。国外有过一个案例，好几个女人被囚，通通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互相争风吃醋且不谈，甚至帮罪犯虐待同伴，即使同伴被杀，依旧没能觉醒。如此看来，禾诗蕊是受了更大的刺激后，自我意识才回到正轨。我的推测是——生了，但是曾大强怕婴儿哭声太大惊动别人，选择丢弃或者……杀害。”

“禾诗蕊受到的身体和精神伤害，比我们想象得大得多……”饶锡几分不忍，长叹一口气。

沈子平一鼓作气，忍下所有的怜悯和同情，咬牙道：“生要见人，死要见尸。我们要找到这个孩子，既然这是禾诗蕊的软肋，相信一定能让她说实话！”

一个年轻刑警匆匆进了会议室，“打扰一下，那个……外头出了点事。沈副，您下去看看？”

……

约莫七点，家政公司的红姐刚把厨房收拾干净，听见开门声，迎出来打招呼。“小祝，回来了？聂先生还没回来呢。”

祝瑾年笑着应了一声。她刚搬过来的时候，红姐叫她“聂太太”，她蛮不好意思的，就让红姐改口叫小祝。

红姐喂了猫，收拾收拾，嘱咐了几句便走了。祝瑾年到厨房里看着汤，红姐今天煲了松菇鸡汤，现在用小火慢慢熬着，正是香气四溢之时。电视里播放着美食主题连续剧预告片，文案“一碗汤，一碗饭，一个人，一个家”，切中祝瑾年此时所感。

毕业后留在鹏市，一心奋斗二级咨询师，每天都很充实，但总少了点什么。朋友们都说，鹏市作为全国发展最好的经济特区，能让人很拼命却找不到归属感，她以前也常有所感。不过，搬过来之后，这种归属感便日渐深刻起来。

她曾跟聂羽峥提起，自己小时候住的地方有棵很高的桑树，每年四五月份，树上挂满了小小的桑椹，一些男孩能爬上去采，说可甜可甜了，她和几个小姐妹只能拣几个掉落下来的吃，已然很高兴。长大之后，即便在超市里买了很贵的进口桑椹，也觉得不如小时候的好吃。没想到聂羽峥第二天就移栽了一棵桑树，说托人特意寻了一棵优良品种，只待来年结果。

许是临江，这里晚上还挺凉快。他俩用过晚饭，就在院子的藤椅上乘凉，看月亮，给奶包梳毛，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