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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刘琨这样用一人之力打败敌兵近于传奇。他难于取得祖逖取得的成就，所处环境不同，他们的个人情况也大有不同。善于怀抚，短于控御，“一日之中，虽归者数千，去者亦以相继”，这是刘琨的不同；“素奢豪，嗜声色，虽暂自矫励，而辄复纵逸”，这仍是刘琨无能逃脱的致命的不同。他不该任命游于贵势“恃宠骄恣，干预行政”的河南人徐润为晋阳令，不该错杀亢直建言的奋威护军令狐盛，不该不听母亲“不能弘经略，驾豪杰，专欲除胜己以自安”的逆耳之言。司马邺即位，拜刘琨大将军，都督并州诸军事。大而空的封号，无多大实际作用，却足让刘琨五情飞越，伏纸饮泪，泣血宵吟，扼腕长叹。他叹“戎士不得解甲，百姓不得在野”，亦叹孑然与寇为伍，既要对付面前的刘聪，又要防范石勒背后袭击，“进退唯谷，首尾狼狈”是他对生存环境的清醒认识，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他“徒怀愤踊，力不从愿，惭怖征营，痛心疾首”。叹过痛过，刘琨依然满怀斗志，神驰寇庭，他告诉司马邺，他与刘聪和石勒二虏势不并立，二虏不枭，他“无归志”；秋谷既登，胡马已肥，一旦投入战斗，他将身先士卒。可是这是一支孤军，一支奋战在敌后的孤军。他是这支孤军的领袖。名义上他可以都督并冀幽三州诸军事，可名义上的东西是靠不住的。“公受奕世之宠，极人臣之位，忠允义诚，精感天地。实赖远谋，共济艰难。南北迥邈，同契一致，万里之外，心存咫尺。公其抚宁华戎，致罚丑类”……这样的问候可以抚慰人心，却无法挽救现实的失败。公元316年冬天，败于石勒伏击的刘琨穷蹙，不能复守并州，接受幽州刺史鲜卑人段匹磾之请，取道飞狐口，到达幽州。公元317年6月，祖逖在南与石勒战。刘琨在北，也想聚兵攻击石勒，但受制于人，力不从心，不成。次年3月，祖逖和刘琨寄托希望的司马睿正式即皇帝位。此时在段匹磾军中的刘琨却已没有报效的机会。他和段匹磾曾经“甚相崇重，约为兄弟”，但此时他们间没有信任，刘琨成了囚徒。“中夜抚枕叹，想与数子游……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时哉不我与，去矣如云浮。朱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刘琨自知必死，为五言诗赠卢谌托意。受国恩，不能报，“虽才略不及，亦由遇此厄运”，人谁不死，死生命也，“但恨仇耻不雪，无以下见二亲耳”。公元318年5月，48岁的刘琨和子侄4人同时被害。英雄失路，万绪悲凉，祖逖什么时候听到了刘琨的凶讯？双雄尚剩一雄。祖逖尚在，石勒不敢窥兵河南。敬畏心生。于是斗争变成另一种方式。石勒派人给祖逖母亲修墓地，又给祖逖写信请求通使交市。祖逖不报书，听互市，获利十倍。“公私丰赡，士马日滋”，祖逖想，“推锋越河，扫清冀朔”到了。司马睿却不再相信。他意甚怏怏，内怀忧愤，想进取不辍，却已等不及，“天欲杀我，此乃不祐国也”，公元321年，刘琨遭缢杀3年之后，祖逖病卒，“豫州士女若丧考妣，谯梁百姓为之立祠”。壮志未酬，时年祖逖56岁。科举揽人才相比于军改的悄无声息，大晋朝国郎中令杨晫同车去见中书郎南人顾荣。途中与吏部郎温雅相遇。温雅问杨晫：“奈何与小人同载？”名士乐广欲会荆扬士人，有人推荐陶侃，竟然也遭到非议。陶侃在洛阳呆了两三年，但前途依然渺茫得很。在这期间，西晋的宫廷内乱愈演愈烈。公元299年，元康九年，太子司马遹设计诛杀赵王以及贾后，成为晋朝实际上的掌权者，一时间声势大涨。但聪慧如陶侃者却早已察觉到晋朝的动乱将很快就由宫廷内发展到宫廷外。将来京都洛阳内外恐成为诸王军队与太子冲突、争夺之地。在这种情况下，寓居洛阳的江东士族纷纷返家避乱。此时陶侃已经认识到，在洛阳的这种门阀政治下，他是难于出人头地的。又因受到江东士族纷纷返回家乡气氛的影响，他也准备南下了。适经朋友推荐，他得补任武冈县令。武冈是荆州南部的一个县。就在陶侃打点行装，准备上路的时候，太子推出的科举制一下子吸引了他的注意。这时的陶侃已经四十多岁。他想起自己奋斗经营多年，竟然只落得到距政治中心远而又远的小县当县令的地步，其心情可想而知。因此，当太子提出，不论出身，只以才干选拔人才时，他心动了。陶侃相信自己是有才华的，他觉得自己应该到更大的舞台上去施展才华。就像祖逖、张宾、李特等人一样，若是被太子看中，就不愁没有机会展现自己的才能。最后陶侃拒绝了县令之位，准备留下来参加朝廷举办的科举！元康九年四月，春满花开之时，太子提出的第一届科举正式开考，此次题目全都由司马遹亲自选定，注重考察众人的实际才能。而且由于没有教材，也没有经验，一切只能按照司马遹的猜想进行。因此晋朝第一次科举基本上采用的是策论的形式，共分两场，第一场主要考儒家、道家等各种典籍，是用来区分读书人与普通人。由于科举制过于吸引人，再加上司马遹特意吩咐报名时不限身份出身，导致许多买卖人、匠人、失意士兵都想参加试试手气。因此，司马遹不得不通过一场初试，将某些人筛选掉。不过，初试比较简单，只要你认真读个几年书都能通过。陶侃也顺利通过了初试，接下来就要复试，这部分的题目就比较难了，全是策论题。陶侃拿到题目一看，皱了下眉头，倒不是太子出的题目难倒了他，而是他从中看出了司马遹与改革朝廷弊政的雄心。因为第一道题目就是：《两汉、曹魏开国用人论》，直指朝廷用人的弊端。陶侃自己就深受九品中正制的毒害，因此这个题目十分对他的胃口，只见他稍稍一思考，就下笔如有神。司马遹走进来的时候，众位士子正在奋笔疾书。他打眼看了一下，其中一相貌奇特的中年人吸引了他注意。因为此人不但相貌奇特，而且气质不凡，一看就不是个简单的家伙。监考官张华，看到太子盯着陶侃一直看，以为太子像他人那样嫌弃陶侃的容貌，就附耳小声道：“殿下此人姓陶名侃，江东鄱阳人，原是朝廷补授的县令，可他拒绝赴任，坚决要求参加科举。另外像他这样的郎中、小吏多达百余人，多为寒门子弟出身。他们这些人在京城蹉跎大半辈子，幸运的话只能被授以县府小吏，而更多人只能一辈子依附权贵生活。”“唉！世家大族把持着进身之道，那些寒门子弟怎么可能有机会出人头地？”司马遹一边跟着张华交谈，一边面露精光盯着陶侃。这家伙绝对是个大才，说句不好听的话，东晋初年若是没有陶侃，东晋指不定要闹腾到什么时候。历史上陶侃出身贫寒，初为县吏，后至郡守。永嘉五年（311年）任武昌太守。建兴元年（313年）任荆州刺史。官至侍中、太尉、荆江二州刺史、都督八州诸军事，封长沙郡公。他一生东征西讨，为稳定东晋政权，立下赫赫战功；其治下的荆州，史称“路不拾遗”。又精勤吏职，不喜饮酒、赌博，因此为人所称道。咸和七年（334年）去世，追赠大司马，谥号桓。熟知晋朝历史的司马遹怎么可能不知道陶侃，这家伙绝对是一个全才。他本人精于内政，勤于吏职，重于实事，综理微密，谢安曾赞道：“陶公虽用法，而恒得法外意。”更重要的是陶侃还是一位统帅之才，绝对的军事奇才，历史上东晋初年，江南并不安定，到处都是叛乱，是他安定江左，连破张昌、陈敏、杜弢、苏峻、郭默等贼，在军四十一载，威名远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