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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站在中间楞，不知道该交代什么才好。

  有人出来指引迷津，说：“交代写大字报。”

  我赶快说没有写过。那人又点醒我：“《口诛伐》大字报呀！”我说那是我的侄儿余柏奎写的，与我无关。他问：“总跟你商量过吧？”我说没有。他又问：“你总帮他改过一两篇吧？”我说没有。他又问：“总改过一两吧？”我说没有。他又问：“总看过吧？”我说没有。那人拍掌一笑，据理反问“这就怪了。既然没有看过，你怎么又知道他在写《口诛伐》大字报呢？”他向前跨两步，指点着我的脸，说：“你们院子里，有人，我不说是哪个，恐怕你都晓得，亲眼看见你的婆娘，就是到余柏奎家里去过，还拿着纸，她手里！”

  我相信这件事很严重。67o1纵队弄我来斗，就是为了这件事。我那位上过朝鲜战场，在部队当过文化教员，转业回故乡教过中学，写大字报提意见当了右派，受尽折磨终于摘帽的老侄儿，他真不该去给红工造反兵团当杆子。四个月前，有人夜半来抓他，还鸣枪两响示警，弄他去某处一顿黑打，打得五痨七伤，就是为了他写的大字报刺痛了一些歪人。其实他执的《口诛伐》专栏，据他十年以后告诉我说，都是本着《人民日报》《红旗》的社论精神和宣传口径写的。我虽没有看过，却能想象出他的那些大字报一定很左，一定是典型的文革腔。那些歪人不是东西，欺软怕硬。要揪，他们就该去揪姚文元和姚文元以上，不该死死揪住一个无权无势的摘帽右派不放。“二月镇反”坐了监狱以后，本镇的造反派头头们内部分裂，一分为二。一部分人铁了心，要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们继续造反，不想回头。他们是一伙糊涂的杀手。另一部分人学了乖，既要继续造反，以便捞取一官半职，又要讨好实权在握的所谓保守派，以便将来再生反复时不会吃亏。他们是一伙精明的市侩。67o1纵队头头们属于后一部分人。他们要倾轧前一部分人，便从软处下刀，整余柏奎。可是余柏奎毕竟摘了帽，享有公民权利。要整他，不如从更软处下刀，先整我。余家大院内有一位医生，也是造反派战士，他在“二月镇反”中还同余柏奎夫妇以及同院的另一对造反派夫妇一起逃过难，躲避过尖刀团可能的迫害。现在这位医生却去向67o1纵队的头头告了密，说我和余柏奎通过双方的妻子有秘密的联系。头头曾医生听信了这位医生的告密，便弄我到联合诊所内室来斗，要我交代。如果余柏奎的大字报专栏真有我参与其中，对他们说来，那就太好了。我相信这件事很严重，所以竭力辩解，力求说明真相。我深怕这件事到头来既污了我的清白，又害了我的老侄儿。

  他们误认为我是在狡辩，态度又傲，说话又聱，所以群情愤愤，众口汹汹。红鼻子跳上来扇我一耳光，陈大嘴巴冲上来扭住我打。他自幼当木匠，臂粗拳大，打得我叫：“我还有，唉哟，一家人，唉哟，要吃饭呀！打成伤残，唉哟，拉不动锯，唉哟，我咋办呀！你咋兴这样打，唉哟，陈师傅！”另一些人跑来，拉的拉，挡的挡，将他劝住。会开不下去了，不了了之。

  我走出联合诊所，看看天色尚早，便回社内解料。联手罗师傅还在等我呢。

  陈大嘴巴从土地改革那一年起，一直当民兵，打人打惯了。他曾胁追一个地主女人同他睡觉，后来做了他的妻子。文革一来，他就很少摸过活路，成天在外面闹革命，多次吃社里的补助。他的工房常常是锁着的。他文化低，所以粗暴，这我能理解，只是我不理解为什么这样的人上面最爱。至于那个红鼻子，我后来才知道姓傅。他是江湖郎中出身，在联合诊所当医生。因为医术太瘟，病家多不找他。他每月诊桌上的进款还不够他自己的工资。好在所内有两位戴着历史反革命帽子的医生，一是朱中医（后来救过我的命），一是余牙科，医术都很精，进款特高而工资特低，足以分润养活红鼻子之流的庸医，而红鼻子之所以闹革命特别热心，也就好理解了。

  何洁现我左脸青一块，有指痕，第二天便跑到联合诊所去找67o1纵队的头头曾医生说理。曾医生说他当时不在场，又说以后也没法保证不打，因为下面的人他管不了。何洁同他顶撞，红鼻子便跑来骂何洁是“残渣余孽”。何洁回骂：“解放那年我才七岁。谁是残渣余孽，我和你？”红鼻子大怒，威胁说：“弄你到丁字口去辩论！”何洁说：“好！马上去！”便要拉他同去。那天是本镇赶场的日子，看热闹的乡民围在联合诊所门前，遮断半边街道。何洁痛哭，骂红鼻子。两位不认识的农民大嫂扶她走开，悄悄劝说：“你咋惹得起他们！他们要整你的男人呀！”

  当时何洁妊娠七月，挺着大腹。是夜鲲鲲在她腹中躁动。小拳头顶肚皮成一个可笑的凸包。他倒急着要到人间来了。他哪里知道呢，人间已有许多拳头正在等他来挨，只因为他的爸爸是一个“大右派”。

  19．鬼迷了心窍

  何洁被迫退出北街缝纫社以后，常在家中给顾客踩缝衣物，挣一点零钱补贴家用。青白江区大同公社光明八队有个顾客陈婶婶，认识何洁后，对何洁极好，为何洁拉一些顾客来。陈婶婶的丈夫也是解匠，姓吴，见过一面。吴解匠是在成都市郊干活，计件工资标准比金堂县城厢镇定的标准高得多。松杉一类正料，我们这里解一丈四角五分，他们那里解一丈八角。本来地区差额是不会这样大的，只因为我们这里要抽解匠的管理费供镇政府的开支，所以我们的工资很低。而我，由于常常被弄去批斗，审问，开会，办学习班，做义务劳动等等，误工也就特别多，工资当然也就比别的解匠更低了。经济困窘，加上政治压迫，弄得人穷志短，很少想到国家和人民，也很少想到自己的未来。志短了，一遇刺激便容易抑郁。在联合诊所门前哭街以后，何洁的神态忽忽若有所失。同她谈话，她总是眼睛望着我，又似乎不是在望着我，而是在眺望我背后很远很远的地平线。一天黄昏，她在室内寻寻觅觅。我问她找什么，她不答。找到一束竹绳，她拿着出门去。片刻，我听见屋背后厕所那里有响动，便出门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