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血中文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81页（第1页）

  唐德刚先生曾将胡适的治学态度与冯友兰的相比，他以为前者是“无征不信”，不肯犯错误；后者是“举一反三”，有所得就先表出来，以后再来改正错误不足之处。从这方面看，胡适对西人治学的领会，实不如冯。对西人特别擅长的系统概念化（net）本领，胡的追随也不如冯。胡适的《哲学史》几十年很少被西人引用，而冯著却几乎是人人必提，多半因此。[6o]但这也说明胡适受传统学术影响之深，过我们过去的认知。观其在留学时以多修课而三年读完四年的本科，同时又多读中国古书，还要演讲、卖文、写信，则可知其应付西学实在是全凭聪明，而课外与学术有关的专门著作，读得并不多，也没有时间去读。可以说，胡适在学术上自称受的赫胥黎和杜威的影响，也多半在能与乾嘉治学之道相通的地方。所以胡适不仅早年是靠“国文”立脚，后来也确是靠“国学”立威。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的确是个“国学家”。

  但杜威、赫胥黎在“正名”和“整合”两方面的作用是划时代的。不仅赫胥黎持“存疑主义”，要“拿证据来”，杜威也认为“一切有系统的思想和批判的法则，都是在一种怀疑的状态下产生的”。[61]有了赫胥黎、杜威为之正名，胡适的观点就成为“现代的”了。同样，胡适以前熟悉的从宋儒到清儒的怀疑考证，都是相对零碎的，直到他细读杜威的著作之后才构成一种有系统的思想。这种整合作用和本领正是使他能过北大旧学比他好的师生之处。胡适少年时就有的怀疑倾向能达到“现代化”这样的高度，西哲赫胥黎、杜威为之正名、整合这一过程是极其关键的。胡适自己就认识到：“我国以前就没有一本中国古典学术史是用现代的观点和批判的方法写出的”，因而以前有关学术史的著作中所用的专有名词许多都有点“名实不符”。比如清代的考据被认为是“汉学复兴”，胡适便认为很不妥当。而胡适的贡献，恰在于“用现代的观点和批判的方法”诠释并写出了中国古典学术史。

  胡适另外还列举过几位对他治学方法有影响的西人，一是在康大教“历史辅助科学”的布尔（g.L.Burr）教授，所教的东西胡适所记得的几乎全是与校勘有关者。布尔教授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引导胡适去看浦斯格（Johnpostgate）教授为《大英百科全书》写的“版本学”那一词条，胡适在此文中现原来中西校勘学的研究方法颇为类似，不过西方的要更彻底、更科学；他据此但改用中国例子写出了一篇《论训诂之学》的文章。胡适最后提到的是哥大的乌德瑞（Frederickoodbridge）教授，胡选修了他所开的“历史哲学”一课，但胡适能回忆起的却全无“哲学”，仍是对史料的甄别校勘。[62]可知胡适从西人那里得到的几乎全是支持中国考据学的内容，这些内容中许多并不一定要从西人那里去学，则不止杜威、赫胥黎，其他胡适受业的西人给胡适的，主要仍是为他将从事的考据学正名和整合而已。

  但杜威等人起的这个“正名”的作用在尊西崇的民国初年却是极要紧的。胡适自己说，就治学方法言，“东西双方原是一致的”。不过，“我总是一直承认我对一切科学研究法则中所共有的重要程序的理解，是得力于杜威的教导。”具体言之，杜威的帮助就在于使胡适对中国近千年——尤其是近三百年——的治学方法有了“现代的理解”。胡适强调，在他之前，几乎没有人“曾想到现代的科学法则和我国古代的考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其相通之处。我是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我之所以能说出这句话来，实得之于杜威有关思想的理论”。[63]没有杜威，中国的考据就与所谓“桐城谬种”没有多大区别，既算不上什么“学”，恐怕还属于被“打倒”的范畴；有了杜威，考据就成了“考据学”，而且其身份认同也由旧变，一举飞上枝头变凤凰，进入五四文化人最推崇的科学殿堂之中，因而也就“现代化”了。其间的差异，真是名副其实的霄壤之别。胡适怎么能不一再强调杜威的影响呢？中国的传统影响必须靠西人赫胥黎与杜威来正名，正名之后复取代原始影响而被认知为真正影响之所在，正是清季民初每一个个人“文本”有意无意间深受尊西崇大趋势这一“语境”所影响的最佳表征。

  当然，在方法论的层次上，胡适的确不折不扣的是杜威的实验主义信徒。对此余英时师已从思想史和哲学方法论等角度做了清晰论证，就不详细引述了。简言之，余先生指出：“胡适对杜威的实验主义只求把握它的基本精神、态度和方法，而不墨守其枝节。他是通过中国的背景，特别是他自己在考证学方面的训练，去接近杜威的思想的。”从这个背景出，胡适看到实验主义中的“历史的方法”及其“假设”和“求证”的一套运作程序，与考证学的方法同属一类。胡适在方法论的层次上把杜威的实验主义和中国考证学的传统汇合了起来，是他的思想能够生重大影响的主要原因之一。但胡适也深信这种“科学方法”又比考证学高出一个层次，因此可以扩大应用于解决一切具体的社会问题。他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特别声明杜威没有给中国人带来任何特别的主张，只留下了一种名之为实验主义的“哲学方法”，正是因为他相信杜威的方法可以从杜威基于美国社会背景而展出来的一些特别主张中抽离出来，用以解决中国人自己的具体问题。不言而喻的是，杜威的方法适应的范围越广，胡适的影响也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