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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墨轩的激动感染了所有的人，连李云龙也放下酒杯听得入神，他没料到田墨轩会说出这样一番肺腑之言，以往他一直认为老丈人对政权存有很强的戒心和怀疑。赵刚更是如休春风，他端起酒杯：说得好啊田先生，冲您这番肺腑之言，我连干三杯。

  李云龙也站起来：来，老赵，我陪你干三杯。家宴的气氛活跃起来。冯楠又提起李云龙和赵刚在公共汽车上打架的事，大家都觉得好笑，说解放军一千多个将军里，这两位的表现算是绝无仅有了。李云龙想起派出所的那位小警察，不禁又来了气：这小混蛋简直缺家教，不问青红皂白，张嘴就训人，等我掏出军官证又吓得说话都不利索了，年纪轻轻就这么势利。赵刚埋怨道：都怨你，人家拌两句嘴，你非要去管闲事，出口就是火上浇油，不打起来倒怪了。幸亏派出所把咱们放了，要是碰上讲原则的警察。管你是什么将军，先扣了再说，再通知上级单位去领人，咱们的笑话可就闹大了，你是不在乎，几十年来没少惹事，处分比立功还多。我可好歹是个政委，成天给别人做思想工作，这回可好，在公共场所聚众斗殴，扰乱社会治安，被公安机关扣留，这面子可栽不起。你看，你看，老鸦落在猪身上，谁也别嫌谁黑，你觉悟高，挨打就不要还手。

  赵刚有些不好意思：倒也是，挨打不还手是挺难的。大家本是闲谈，谁料这些话却使田墨轩犯了老毛病，老先生又钻起牛角尖来。赵李二人在公共场所打架斗殴的问题，看似是件小事，却反映出一个深刻问题。试想，如果他们的身份不是将军而是百姓，按《治安管理条例》规定，如此在公共场所大打出手，即便有理也属违法行为，理应受到惩处，这再正常不过了。不正常的倒是当违法行亮出自己的身份时，却得到极大的宽容，连执法者都惶恐不已，连声向违法者道歉，像是自己做错了什么。这说明了我们国家公民法制观念的淡薄。

  李云龙不以为然地说：嗨，小事一桩，哪儿那么严重？赵刚却收敛了笑容严肃起来：田先生，您接着说。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法制健全，如果法律丧失了公正，后果无疑是可怕的。赵刚，你知道罗伯斯庇尔吗？知道，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派的领袖。他就是个例子。这人很激进，认为自己最革命，动不动就以革命的名义剥夺他人的生命，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任何人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也包括他自己。当法律成了空白，便只有两种结局了，或出现专制独裁，或出现暴民政治。最后罗伯斯庇尔自己也被送上断头台，他实际上是死在自己手里，在一个没有公正法律保障的社会里，恐怕不会有赢家。

  赵刚打了一个冷战，沉默了。李云龙听得不入耳，他争辩道：我们国家的法律是健全的。而你就违了法而轻易逃脱了处罚。要是你的军衔不是少将而是大将呢？是不是更可以得到宽容？田墨轩打断他的话。李云龙想了想，觉得这个问题有些复杂，最好是先别说话。沈丹虹神色黯然地劝道：墨轩，今天不是家宴吗？干吗要谈政治呢？谈点儿别的好吗？冯楠也在轻轻地责备赵刚：看你，惹得老人家不高兴？

  赵刚端起酒杯道：田先生，恕晚辈不敬，使先生不愉快了，来，请干了这杯……他一饮而尽，脸色开始泛红，情绪也有些激动起来。田先生，我明白，您是有些担心，伯执政党的政策和法律流于形式。您有两点疑问，第一是我们的法律是否公正。二是法律对权力的限制问题。您是担心我们党能否做到这两条？不是担心，而是已见兆头，任何一个政党，哪怕他的理论再先进，也难免有缺点，要连这点起码的道理都不懂，也就无所谓先进的政党了。我要说的是权力的限制问题，其实，贵党的国家体制也是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至少是参考了三权分立的原则，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们的人大常委会相当于国会，行使立法权。我们的国家主席相当于总统，行使行政权。我们的法院也同样是行使司法权。这种模式虽然建立起来了，但……恕我直言，这只是一种表象，事实上无法做到互相制约，还是贵党一家说了算，缺乏最基本的监督，民众缺乏干预能力，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如果贵党的国策出现偏差和失误，而民众又无监督与干预能力，那么只好等贵党自身去改正和调整，这需要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也许很漫长，整个民族会付不起这种代价的。此外，贵党的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国策也值得商讨。我认为，政府的职责是管理国家，调和各阶级、各阶层由于政治、经济地位的不平衡所产生的矛盾，尽量去减小这种差别，使矛盾趋于缓和。而不该激化这种矛盾，使某一阶级或阶层成为贵族，而某一阶级或阶层沦为奴隶。管理国家需要法治，颠覆国家的行为应该受到法律的公正审判，而不是个人意志的随心所欲……

  赵刚激动地打断他的话：难道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各民主党派的监督，还有司法机关、监察机关都是流于形式？我们就真的解决不了？这样说是否也有失公正？田墨轩缓和了口气：赵刚啊，远的不谈，胡风一案总是刚刚过去吧？我们的司法程序恐怕还抵不上一个御批。在我眼里，这位胡先生本是个大左派，怎么一下就成了反革命分子？似乎很难解释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