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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记载，刘伯温晚年丧妻，对那位女子充满爱怜与感激。他离开皇宫，急急忙忙想赶回家向她报喜，没有注意一队轻骑兵风驰电掣般驶过身边。刘伯温到家时，便看到她倒在血泊中，已经气绝。（事见董宇峰、周实著《刘伯温》）

  这段故事，深入人之情感最底层，催人泪下。可能出自时人或后人的附会或想像。不过，哪怕纯粹是传说或虚构，却可以相当传神地表达出人们对朱元璋的一个认识：此人做事情时，是可以埋下很深、很持久伏的。

  随后，正式的史料便记载说，胡惟庸在朱元璋的暗示下，带着医生去给刘伯温看病。于是，刘伯温的肚子里很快长了个痞块。最后，在一种典型的慢性中毒症状中，辗转反侧，相当痛苦地死去了。（《明史》列传第16，刘基传）

  胡惟庸案后，刘伯温被毒死一事，成为追究胡惟庸的一个由头。朱元璋在后来的各种谈话中也一再申明，刘伯温是死在胡惟庸的毒药之下。事实上，假如没有朱元璋的一再迫害，胡惟庸即便嫉恨刘伯温的品性、才干与威信，但他是否敢于并能够毒死刘伯温，是相当值得怀疑的。

  相映之下，与此异曲同工的是，徐达背部生痈疽之后，据说，朱元璋曾经询问御医，此病最忌讳什么？御医答曰：&1dquo;蒸鹅等物。”不久，病情已经好转的徐达，收到了皇帝赏赐的蒸鹅。徐达当着颁赏来使的面，流着泪吃掉蒸鹅，几天后死去。

  刘伯温的第二个错误是：帝国的车没有翻在胡惟庸手里，胡惟庸的车倒是翻在了朱元璋的手中，而且是同帝国根深蒂固的宰相制度一起翻掉。

  这种情形，相当耐人寻味。

  细细翻检当时的各种史料，除了演义的那些，导致胡惟庸翻车的理由，无非诸如大权独揽，拆阅臣民密封奏章，扣压不利于自己的报告，收受贿赂，排斥异己，拉帮结派，等等。大体上是一些可大可小的罪名，有些还是欲加之罪。仔细推敲起来，找不到需要大动干戈，以至于必须牵连进两万多人一起杀掉的理由。

  胡惟庸手下的人曾经犯走私罪，并在闯关时殴打官吏。我们知道，朱元璋曾经为同类事情，不顾跪在面前苦苦哀求的女儿，终至杀死自己的驸马女婿。此时，他只杀掉犯事者本人，接受了胡惟庸自己不知情的解释。

  胡惟庸的儿子是个恶少，属于在都大街上可以横着走路的那种人。一天喝醉酒后，宰相公子真的在大街上横着走路，结果被一辆马车撞了。胡惟庸不管三七二十一，命人将驾车者杀死。朱元璋知道后，立即下令将胡惟庸的儿子逮捕，命其偿命。胡惟庸要求赔偿金钱赎出儿子性命，朱元璋不允。按照朱元璋的性格，他是完全可能连儿子带老子一起干掉的。但他未将胡惟庸怎么样。

  朱元璋对于胡惟庸和李善长之间的交往，大约是一清二楚。据说，那件被朱元璋砸掉的雕龙金床，最开始是由一位名叫李彬的人交给胡惟庸，胡惟庸搬给李善长，又由李善长献给朱元璋的。胡惟庸与李善长关系相当密切，这可能是李善长在朱元璋面前提携举荐胡惟庸的原因之一。洪武元年，朱元璋来到开封，一方面视察北伐战况，一方面考察开封山川形势。期间，生了李彬的贪渎舞弊案。这个案件在官修正史上记载得含混简约，实际上，可能是一件极其重要而典型的官场舞弊案。

  李彬是中书省都事，属于帝国中级官员。其职责，勉强可以类比为总理府副秘书长的样子。他是李善长的心腹。

  有一种说法认为——

  李善长搬进宰相府以后，李彬则将老宰相府改造成了一个极其豪华的销魂销金窟，从张士诚及其文臣武将那里俘来的娇姬美眷，许多被添塞其中。张士信有一套著名的纯银雕制的床榻、桌椅、橱柜、屏风、隔扇等，也摆在此处。而且，这里的餐食酒菜，全是由帝国最好的厨师打理制作，被认为远胜皇宫御制。

  如果将此只是当成声色娱乐场所，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一般的有钱人根本迈不进此处大门。只有有钱、还有帝国官位品级、还有推荐人者，方能入内。那些在此消费过的人，可以自然获得推荐人资格。原因在于此处消费的特殊性质。

  开国之初的大明帝国，对于嫖娼的帝国官员惩处极严，可能丢官，甚至丢掉脑袋。但在此处，口腹身心之欲，是必须享用的开胃小吃。然后，才能进入正式消费——就来者想要得到的帝国官职，洽谈价格，预交定金。

  据说，中书省都事李彬最高可以答应为消费者运作的官职是宰相助理和六部尚书这个级别，即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比中央部委长官还要高级的官职。由此，可以知道为什么消费过的人可自然成为推荐人。因为，假如事情败露，李彬有宰相撑着，结果如何，不得而知。自己的脑袋先掉，则大致是可以肯定的。

  据说此地每晚的成交额，大约在15万到25万两白银。根据肯定不精确的折算，可能不应该低于15oo百万元人民币。由此，在当时的京城，广泛流传着大宰相府和小宰相府之说。

  侦破此事的，就是那位被朱元璋称之为皇家恶狗之一的杨宪。当时，朱元璋远在开封。临行前，委托李善长与刘伯温共同负责京师事宜。李善长负责日常事务，刘伯温负责监察百官。于是，杨宪将此报告给了刘伯温，刘伯温决定搜查小宰相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