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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迢迢，那要是打不下来怎么办，我感觉我们这个定义太偏向我们了，对面不可能随随便便承认吧？”团支书有些担心地开口。

  “哎呀放心吧，咱们学委之前打三辩的，质询肯定是她的强项啊，我们有功夫担心她还不如先管好自己的趴。”宁欢也不知道为什么，对苏迢迢总有种迷之自信。之前竞选班干部那会儿，她知道苏迢迢是她那个高考大省全省排名第十三的理科生后惊呆了，加上她这会儿分析辩题的派头很大佬，让人不由自主地信服。

  这头苏迢迢抬手摸了摸眉骨，虽然不好把话说太满，可这毕竟只是个生辩，她高中两年的经验放在那儿，还不至于连个定义都打不下来，便道：“放心吧，质询是有技巧的，我到时候在台上也不是直挺挺把定义甩给人家，摁着他们的头让他们承认，会摸清底细再慢慢下套。”

  “那就好，”团支书稍稍定下心，低头往下cue流程，“定义确定下来了，接下来就是判断标准了吧？”

  “嗯，但其实我们刚刚的讨论已经触及到这个辩题的判断标准了，就像宁欢说的‘男性缺乏对基本事实的了解’，我的想法是把它作为感同身受判断标准的第一层，即认知层面——如果男性连对女性处境的基本事实都存在认知错误的话，就绝不可能谈得上感同身受。”苏迢迢说到这儿，顺手在自己的大纲备忘上打了个勾。

  “但是迢迢，我有个问题啊，我这几天看了一些辩论资料，虽然大家都会提到‘判断标准’这个词，也都有解释，但我现在对这个概念还是有一点模糊。”团支书开口提问。

  这是很多辩论手共同的疑惑，苏迢迢第一时间解释：

  “是这样的，判断标准通俗点讲，就是我方认为在今天这个辩题下、我们应该就某一个对象进行价值判断和利弊考量，因此好的判断标准包括两部分，一是对象，二是价值。

  “举个例子来说，比如像国家是否应该对含糖饮料征收含糖税这个辩题，我们的判断标准可以是征收含糖税是否对国民健康有利，这里的国民是我们所关注的对象，健康就是我们所看中的价值。

  “但除此之外，判断标准还可以是征收该税对全体的财政收支是否更加公平，因为肥胖人群过多会占用我们有限的医疗资源，而这种资源是国民税收所支撑的。因此向肥胖人群征税，或许能促使纳税人的钱被更加公平地使用。在这个标准下，我们所关注的对象就是财政收支，所看重的价值就是公平*。”

  “所以我们这次判断男性能不能感同身受的标准，先要看男性能否正确认知女性的处境，在这里男性认知是我们所关注的对象，那我们看中的价值是什么呢……？”团支书追问。

  “这个‘能不能’类型的辩题和‘是否应该征收含糖税’这类政策辩有所不同，价值实际上已经包含在‘感同身受’这个词上了，我们先看到的是一种情感价值，除此之外当然也有一些实际的社会效益，比如促进性别平等。”苏迢迢回答。

  “我明白了。”大家毕竟是a大的学生，一点就通。

  “是的，不过认知只是判断标准的第一层，我在设计上还考虑到了行动方面的。只可惜这一块比较难举证，因为感同身受是情感和认知层面的，然而行动它不一定是从情感出，更多的会从现实的利弊衡量出。

  “就像一个人就算不能对女性感同身受，为了利益，仍然可能做出一些看起来非常体贴女性的行为。”苏迢迢道。

  “比如男的为了把女生骗去结婚，在谈恋爱的时候极尽舔狗之所能，婚后就开始出轨pc一个月两百块生活费要求三菜一汤？”宁欢冒出一句rap。

  聊天音频里默了一秒，随后是大家心照不宣的几声哂笑。

  “那我们就把重点放在认知上打吗？”班长随后主动开口，“刚好我会前也找了一些职场性别研究报告，有些男性的高票言论真的看得我窝火，认知差距可太好打了。”

  “这些报告我在微博上也看到过挺多的，记得有个生育方面的调查吧，女性员工会更多地关注孕期灵活的就业方式和人性化的就业政策，包括孕期结束重返职场的保证等等，然而男性却期待更长的产假和更高的生育津贴，这种政策事实上会导致企业排斥录用女性职员以降低成本，也立竿见影地体现在招聘的性别歧视上。”团支书开口道。

  “救命，那些说法真的太离谱了，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连最基本的就业保障都做不好就想着放开几胎几胎，搞得企业更不敢录用女员工了。”

  “我感觉有些男的巴不得把女的都从职场赶回家生孩子去，怎么也不想想自己到底养不养得起……”

  “他们估计想着把女生赶回家庭生孩子之后自己的就业压力就小了吧，问题是没人养得起孩子，哪来的人回去生三胎啊，搁这儿左右互搏呢？”

  “生三胎的估计还是7o、8o那批人吧，9o全员社畜，996工作都保不住，怎么可能跑去生孩子。”

  “哦对了，现在不是说9o后结婚率就1o％吗，离婚率还贼高，真的假的？”

  “那感觉oo后会更低吧，毕竟性别比可怕是一方面，还有我要出的一份力。”

  “……”

  在座的四个人都是女生，这些切实的问题一下子就引起了所有人的共鸣，话题逐渐跑偏。